我们仅仅依赖英国人所谓的“健全常识“就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当代中国，都不具备直接建成西欧式福利社会的基本条件。不过，任何财政和分配体系的变革都会产生长远的宪制性影响，完全可能因细微的差异改变遥远未来的历史路径。预见和判断这种问题，肯定是极不谨慎的做法。不过，分析和讨论这种问题，却颇有启发性和参考性。
任何财政体制都有向下刚性：只要确定了某种财政开支；即使今后财政紧张，另行开源都比恢复原状更容易。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十四世纪以前的法兰西跟英格兰没有明显区别，直到财政署为中央集权提供了一个凝结核。绝对主义国家向珍珠一样，随着每一次战争和财政压力不断积累扩张。鲍德温和麦克唐纳的福利政策只是针对普选制新形势的临时竞选策略，却开启了牺牲帝国利益、支付国内福利的路径依赖；直到联合舰队直取新加坡，依靠威望遗产维持的大英帝国再也无法恢复。丘吉尔的遗产税原本是应对战争的救急措施；战后却无法恢复原状，最终毁灭了英国国运所系的贵族阶级。公共政策的选择一向是诸神才能胜任的可怕任务；在大多数历史关头，当事人的选择都收获了事与愿违的后果。
中国目前的财政形势是：从长江口到珠江口的狭窄地带构成仅有的盈余区。整个内地，尤其是危机四伏的内亚边区，构成宽阔的赤字区。中央财政有大笔盈余，地方负债累累；越接近基层，财政形势越恶劣。由于官制和预算体系的极度混乱，统计数据仅有参考作用。例如，所有层级都有大量的统计外开支。有些涉及军事和安全项目，有些是代替地方政府完成增长任务的各种投资公司。更多的开支无法解释，至少现在无法解释。
在这种格局下，福利（其实称之为分利机会更恰当）还不如福利的支付渠道重要。如果福利设计改变了食税集团和纳税集团的相对地位，实际上就具备宪制革命的激进意义。如果福利设计改变了食税集团内部的啄击顺序，实际上就改变了政治共同体的边界条件。任何一种设计，都会将种子投向未来。这些种子开辟的路径，至多只能合理想象。
首先，在漫长而危险的内亚边区，基层政府无力支付任何福利开支。他们在大多数时间内无力付清自己的人头费，只能不断索取更上级政府的支援，而这些上级政府也只能索取中央的转移支付。任何纸面上的福利开支都不外乎将早已存在的延期支付进一步扩大而已。同时，沿边各部族和镇边准军事集团一直在领取军事绥靖性质的津贴。这些开销和军公教人员的消费大大抬高了当地市场价格，使得不到津贴的当地居民遭受净损失。由于边区物产并不丰富、实业技术并不发达；镇边津贴冲击市场，导致昂贵的娱乐业畸形繁荣，为毒品消费和有组织犯罪提供了温床。武装走私的流水线一旦成熟，就完全有能力投靠其他资金充足的地下事业，包括恐怖组织。
如果更多福利沿着镇边津贴的渠道流入，势必到处播下冲突的种子。实际上，唯一能稳定内亚局势的福利模式就是：由中央政府普遍发放大额福利，其数量足以使镇边津贴降至微不足道的比例。只有这种福利才能扭转当地社会生态割裂和暴力常态化的危险趋势，地方各分利集团不断索取的种种转移支付多半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人口众多的内地，各级地方政府无不亏空。通常，建设最积极、成绩最好的地方亏空最大、负债最多；但举债能力颇强，有能力为福利而进一步举债。贫困而失败的地方亏空相对较小，但举债能力同样较小。福利开支在多大程度上由地方财政负担，会直接影响各地以后的发展。由于各地负责官员都是短期在位的流动人员，不难推测最坏的两种选择。
其一，在有政治影响的要害城市，地方政府将加大赤字财政的步伐。目前的建设事业、就业增加和福利建设会构成他们亟需的政治资本，债务危机将留给继承者。而且，他们也预见到：中央政府不敢冒要害地方社会动荡的风险；更大的债务危机实际上可以为本地争取到更多的善后性转移支付。毕竟，国有银行系统用类似方法，每隔几年就迫使国库出钱善后，早已众所周知。这种政治分利的实质是：分利集团位于政治体系内圈，可以将政治势能转化为财政利益。
其二，在层级低而声音小的大部分地区，地方政府处于替罪羊的位置。福利政治的决策和美誉事先注定归于中央或上级，无力筹款落实政策的他们只能承担来自上下两方面的责难。这时，他们的合理选择应该是：放弃争取政治资本的想法，把新福利政策变成自己扩大寻租的机会。恶人已经做定，不如借机博取实惠；否则妄做恶人，岂不两头落空？这种选择的前提是：在基层或失败地区任职，已经是官场失败的铁证。如果某人有奥援、有高学历、有良好政绩或出众能力，就不大可能落到这种地方任职。一支胜利的嫡系部队不大可能用立功受奖的美好前程换取偷鸡摸狗的眼前利益；但一支经常欠饷、升迁无望的杂牌军很可能形同土匪。在穷困潦倒的基层和偏远地区，仅仅福利机构提供的就业机会和承包机会就能培养出强有力的恩荫动员体系。这种路径的实质就是近代史学者非常熟悉的基层政权内卷化；在中央集权体制向上、向内倾斜、遗弃基层、外围的基本格局下，应该发生的事情迟早会发生。
最后，在财政丰盈的沿海地区，任何扩大地方财政的作用的政策都将对他们有利。即使增加的财政开支完全由地方负责；仅仅开支增加的事实就能加强他们在预算斗争中的地位。当地较高的生活水平将使他们的福利比内地的薪酬更有吸引力，在当地人和内地人之间培养某种类似法国人和穆斯林移民的关系，唤醒当地社会“肥水少落外人田”的共同体意识。地方性纳税集团和中央集权食税集团如何塑造利益共识，存在多种可能的选择。
简而言之，只要福利政策由中央制定、部分或全部开销由地方支付、支付方式打破“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食税集团边界；就可能产生以下的后果：地方性竞争的经济建设（“后三十年”的实质）演变为竞争政治势能的斗争，野心过大者或失败者随时可能将财政斗争转化为权力斗争。即使这种企图遭到制裁；庸酬和平衡的需要也会造就另一批（与之敌对的）实力集团，正如打击淮军系统的唯一选择就是扶植老湘军系统。雄藩抬头的前景实难避免，某一集团利用福利政治的地方性和群众性进行政治动员的可能性急剧上升。谢绝群众干政的“后三十年”共识岌岌可危。仅此一点；福利政治即使尚未构成宪制革命，至少已经创造了未来宪制革命的潜在条件。在参与者过多、手腕不够老练、预期和现实脱节的情况下，争取福利政治红利的感情炼金术就会变得非常诡异。假定群众一定会感谢更多的分红、有能力准确判断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实在是缺乏良好历史感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