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斯·亚当斯把华盛顿塑造成国家主义的改革者，从而打通了西奥多·罗斯福的愿景。他强调财产权的封建性格，从而打通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愿景。然而，“通三统”总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Brooks Adams，1848-1927，美国历史学家、诗人。参议员、外交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儿子，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孙子，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曾孙，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的弟弟。著有《文明与衰败的法则》（1895）、《美国经济霸权》（1900）、《新帝国》（1902）、《社会革命论》（1913）等。
hhh西奥多·罗斯福扮演这个角色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毕竟是老共和党人。十九世纪的共和党意味着国家主义和平民主义结合，反对一心模仿英格兰贵族的弗吉尼亚绅士。西奥多·罗斯福最讨厌没牙老太婆的格言“没有历史的国家是幸福的”，一心想要发明诸国父非常陌生的“美利坚民族期许”。他呼吁的对象是“林肯和格兰特（1822-1885，南北战争时联邦军总司令，第十八任总统）祖国的儿女”，不提华盛顿和辛辛那提①，因为后者总会让人想到罗伯特·李将军和世外桃源式的隐逸生活。
1、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BC519-BC430，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英雄，古代世界的华盛顿。公元前458年，退隐务农的他被罗马人民推举为独裁官，援救被埃魁人围困的罗马军队。退敌16天后，他辞职返回农庄。
Cincinnatus
hhh“白色大舰队”①将十九世纪末“新帝国主义”的理想具体化，无尽的边疆召唤得天独厚的骄子。埃及和印度是大英帝国的主要受益者，现在该轮到美国人造福于古巴人民和菲律宾人民了。
1、1907年12月16日至1909年2月22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派出一支由16艘战列舰和7艘小型雷击舰组成、官兵达1.4万人的舰队（所有舰只一律漆成白色），进行了一次环球航行，展示了美国的强大实力，极大地震慑了当时与美国在亚太对峙的日本，也让欧洲列强大为震惊。
“大白舰队”（Great White Fleet）
hhh布鲁克斯毕竟是约翰·昆西·亚当斯①的孙子，亨利·亚当斯②的兄弟。约翰·昆西名垂青史，因为他抵抗或拖延了安德鲁·杰克逊③所代表的平民主义浪潮。亨利·亚当斯通过《民主》嘲笑美国的民主，通过《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表达了他对平民主义和物质主义愈演愈烈的未来是多么恐惧。亚当斯家族的姓氏就能唤起国人无数的联想，不逊于布鲁图斯之于罗马人。精致的新英格兰上流社会，元老院反对凯撒主义的斗士，辉格党的精神鼻祖，行政官擅权的天敌，司法保守主义的朋友，嚼烟草、喝苹果酒的西部民主派最喜欢嘲笑他们的香槟酒和娘娘腔，将粗俗和男子汉气概打造成平民主义的催票符号。
1、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约翰·亚当斯总统的长子，1778年随父赴欧。1781年成为驻俄公使的私人秘书。1788年从哈佛大学毕业，1790年取得律师资格。1794年起先后担任驻荷兰公使、驻普鲁士公使、参议员、驻俄公使、驻英公使、国务卿，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国务卿之一。1825年就任美国第六任总统。
2、Henry Brooks Adams，1838-1918，历史学家、小说家。毕业并执教于哈佛大学，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著有《托马斯·杰佛逊及詹姆士·麦迪逊执政时期的美国历史》、《应用在历史中的周相法则》、《民主：一部关于美国的小说》（匿名发表）和《享利·亚当斯的教育》等。
3、Andrew Jackson，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他在1824年的大选中输给了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8年的大选中再次挑战亚当斯并获胜，其后又连任一届。他被视为牛仔总统，西部选民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他以直接代表民意自居，屡次利用总统的否决权搁置国会通过的法案，大大增强了总统的行政权。他还曾不顾副总统约翰·卡尔霍恩的反对，支持损害南方利益的关税法规。
Brooks Adams
hhh布鲁克斯的《文明盛衰原因论》（《即《文明与衰败的法则》）同样证明他亲近法国人当中的英国人，多于亲近英国人当中的法国人。《社会革命》和《新帝国》蕴涵了许多杰斐逊和林肯的系谱，对马歇尔大法官①和普通法传统的保守性格多有微词，对法国大革命的群众暴政持宽容态度，将更多的责任归诸于旧制度的僵硬。他担心普通法弹性不足，适应不了社会的急速变革。他赞扬早期罗马法的灵活性，尽管这种灵活性建立在民选官员造法废法的巨大权力之上。华盛顿的朋友们以“总统大还是法官大”的立场为界，分化为联邦派和反联邦派。亚当斯是前者的干城，杰斐逊则是后者的大脑。亚当斯家族的子孙写下这样的文字，实际上等于站到了杰斐逊这一方。
1、John Marshall，1755-1835，1799年至1800年为众议员，1800年任美国国务卿，1801年至1835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第4任首席大法官。他持续地与联邦政府进行抗争，在他任内，最高法院确立了众多司法惯例，使司法权的独立地位得以确立。特别是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奠定了美国法院对国会法律的司法审查权的基础。
“理论上，英格兰法律乃是合乎逻辑地依据先例发展起来的，法官们并不创造任何东西，他们只是对传自前任的观念进行精细阐释，先例对英格兰法官是有约束力的。假如先例所构成的脉络指向错误的结论，立法机构就会实施干预，凭借议会法令来纠正错误。罗马人拥有比我们更高的法律天赋，罗马体制的效能也比我们更高。罗马的裁判官可以通过自己的令谕对错误的先例进行压制，罗马人也因此得以保持国内法的灵活性，同时又不至于陷入混乱。美国则没有任何对应于罗马裁判官的角色。”
“立法机构差不多可算是法院的对立物。立法机构之设立就是为了反映选民的激情，而大多数选民都处在年轻时期。因此，在变革时代，立法机构和法院之间最有可能发生严重冲突，在这样的时代，鉴于社会平衡已经发生转移，立法机构肯定是要反映崛起中的势力的，而法院则肯定是要反映没落中的势力的。”
The 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自汉密尔顿时代以来，保守派美国人就一直将如下观念奉为公理：法院的职能乃是解释成文法，因此，法院能够而且事实上也应当成其为‘代表机构侵夺和压迫行为的阻挡物’。但是我认为法院并没有能履行这方面的职责，相反，法院承担了超出自身职责范围的属性，因此，正如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的那样，法院不仅未能达成自身的目标，而且也动摇了自身权威的根基，从而形成了自我伤害的局面。至此，我一直都仅限于引述历史证据来证明美国法院作为一个政体一直以来根本就不具备足够的政治智慧，最终致使法院代表特定的诉讼人而对立法实施的干预演变成了对诉讼人本身的威胁而非保护，这是因为法院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引发了人们对法院的敌意。”
hhh杰斐逊以前的罗马想象，集中于共和主义的美德。林肯以后的罗马想象，开始浸淫帝国的品质。在第一种想象中，罗马代表绅士和土地的价值。在第二种想象中，罗马代表普遍秩序的价值。美国通过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对相反相成的总统，落实了林肯和格兰特开辟的可能性。很少有人同时对两位罗斯福的价值抱有同情的理解，布鲁克斯·亚当斯就是其中之一。这种任务并不简单，需要重新解释历史传统，弥合辉格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内在张力。平民主义只要离开了美国，就会自称或被称为民粹主义。布鲁克斯·亚当斯的社会动力学和司法政治学具有浓厚的现实关怀，为了将美国特殊的平民主义引入适当的轨道，宁愿牺牲先辈的传统。他把华盛顿塑造成国家主义的改革者，从而打通了西奥多·罗斯福的愿景。他强调财产权的封建性格，从而打通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愿景。
Mount Rushmore
hhh“通三统”总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即使在美国也不例外。因为一方面，历史解释会因此走向牵强附会的道路。另一方面，传统的活力通常来自芜杂、而非融贯。布鲁克斯·亚当斯在历史上未能占据重要地位，主要还是因为他的现实目标本来就难以实现。新帝国的理念继续发酵，但西奥多·罗斯福的形象遮蔽了他的形象①。富兰克林·罗斯福造就罗马-美国的贡献超过林肯以后的任何人，跟新帝国的理念却格格不入。直至今日，罗马-美国的概念仍然深陷草根民主帝国主义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纠结之中。布鲁克斯·亚当斯企图通过平民主义，保证辉格主义借壳上市，但即使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两者的融合度仍然不高。尼罗河水由两条支流汇集而成。一条川流不息，但水势不猛。另一条在雨季汹涌澎湃，在旱季几乎没水。辉格主义在他的著作中发挥了前一条的作用，平民主义发挥了后一条的作用。《社会革命》的论证逻辑，实际上要求财产权的社群化配合政治社会的组织化，直接违逆了《新帝国》的叙事逻辑，后者可以概括如下。
1、布鲁克斯·亚当斯在1895年的《文明与衰亡的法则》中担心原本有感情或“富有想象力的人”——如士兵和艺术家会被“经济人”——如工业家和资本家所取代，使得文明停止发展、丧失活力。1897年，即将上任的西奥多·罗斯福写了一篇同意亚当斯观点的文章。罗斯福说：“在所谓文明而进步的国家中，会渐渐形成一种情况，也就是，那些经过高度文明洗礼的人民，在遇到冲击时，没有办法像其他民族一样，有能力战胜这些危机……假如我们丧失了这些活力和特质，而沉湎于商业的繁荣之中，将物质所获置于国家荣誉之上，只想过安逸的生活，我们现在的处境则实在是比古代最后落得衰亡的社会的处境还要糟糕。”
hhh布鲁克斯·亚当斯在1902年的《新帝国》中写道：“在刚刚过去的10年里，世界经历了一种周期性发作的危机，改变了社会均衡。确定均势的力量源泉已经从欧洲向美国转移……应用科学是实现美国至高无上地位的唯一途径……在经济和能源领域，优秀的美国公司在管理方面无可匹敌。……美利坚合众国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和正在成长的帝国，这个帝国扩展到了半个地球，拥有自己积聚的财富、最完美的运输工具以及世界上所能够达到的最精致而又最强大的工业体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奉行门罗主义，扩充海军，调停日俄战争，开凿巴拿马运河，实际上正是开始将布鲁克斯·亚当斯的这些思想逐渐变为现实。
“英格兰帝国经济体系乃是经由红海和好望角而连接亚洲和美洲的经济体系。换言之，英格兰乃是在一个巨大的规模之上，借助海上交通线，完成了亚历山大在小规模上也遭遇挫败的事情，亚历山大的失败乃是因为陆路成本过于高昂。英格兰的这个经济体系从印度斯坦伸展开来，取道埃及和南非，并以之作为两条海上交通线上的中转站，最终抵达英伦诸岛，这个贸易终端不仅是贸易中心，而且也是产业中心，这是因为英伦诸岛富含矿藏。随后，这个体系又扩展到北美，那么可以提供不断扩展的市场。1776年的革命将合众国从政治上同这个体系分离开来，但是在经济上合众国则仍然归属这个体系，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最近合众国开始担当一个新体系之中心地位之时。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荷兰人的成功乃依托于欧洲列强之间的争斗。假如英格兰和法国没有围绕同样的贸易终端而对同一贸易路线展开竞争，假如各殖民地没有获得法国在资金、军队和船只方面的帮助，英格兰很可能已经镇压了叛乱。”
“北美大陆乃处于亚欧大陆之间的中转站上，亚欧大陆则要么为巨大的水域隔离开来，要么就是为难以穿越的荒漠和高山隔离开来，美国则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中间贯通着可以航运的水道和湖泊，并且也没有高山阻截其间。”
“美国终将达成经济霸权，甚至有可能已经达成了这种霸权，这一点世人都不会反对。这场社会飓风的漩涡就是围绕着纽约展开的。若是换个地方，这样的社会运动是不会胜出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像纽约那样投身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而且拥有如此完善的行政体制；也没有哪个地方能够像纽约那样，资本的集权化程度如此之高。美国随即成为帝国市场，在这个进程中，美国也开始沿着从外国通达其核心地带的贸易路线伸展开来，就如同萨尔贡（？-约公元前2316，阿卡德王朝的开创者，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常备军的君主）时代之后的所有帝国所做的那样。西印度群岛正在向我们靠拢，墨西哥共和国也不再拥有独立生命，墨西哥城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美国城镇。巴拿马运河的完工也将使得全部中美洲地区融入我们的体系。我们已经扩张到亚洲，并吸附了西班牙的一些殖民领地，自我们伸展到中国之后，便遏制了俄国和德国的扩张步伐，而中国这片土地，就在昨天，人们依然觉得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地方。我们也正在向着欧洲伸展，尤其是大不列颠，正在逐渐展示出依附国的姿态，毕竟，不列颠必须将美国作为和平时期的食物供应地，否则，不列颠在战争当中将无以为继。假如将来五十年间的运动仅仅同过去这五十年持平，而不是经历一次令人震惊的加速，那么美国仍然能够胜过任何一个单一的帝国，甚至有可能胜过一切帝国的加总。整个世界都将归附美国。东西方的贸易都将汇聚美国，混沌初开之际便已经存在的那种秩序，也将由此遭到逆转。”
hhh《新帝国》把帝国解释成贸易流的外溢，兴衰反映了资金的流入或改道。即使圣路易（路易九世，1214-1270，法国卡佩王朝国王，1226-1270年在位。他被视为中世纪模范君主，曾参加十字军东征）的远征，都是地中海贸易路线的体现。伊丽莎白英国的崛起，则是因为西班牙君主国将贸易路线挤出了自己的国境。俄罗斯战胜波兰，关键在于打开了通向欧洲的贸易路线。大英帝国的霸权，本质上就是贸易中枢的政治红利。纵观当今天下，北美继承贸易枢纽地位的机会最大。
hhh这些理论除了涉及新世纪的技术性细节，其实就是汉密尔顿时代联邦党人的标准观念。布鲁克斯·亚当斯在“祖述家学”的时候，明显比“通三统”的时候得心应手。《社会革命》和《新帝国》都要求美国告别华盛顿时代的田园牧歌，勇敢地迎接新时代和新世界。问题在于《社会革命》建议的罗马化和社群化，从内容到形式都酷似西班牙和法兰西的绝对主义改革，依据《新帝国》的解释体系，应该会导致类似的贸易转移和帝国衰落局面。
▋Unveiling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 Enlightening the World (1886) by Edward Moran.
hhh这两部书都患有孟德斯鸠的毛病，包含大量草率和拼凑的内容，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仿佛作者自己都没有厘清某些线索。作者对待美国内力充盈、喷薄欲出的形势，颇有时不我待的感觉，似乎不能耐心等待理论打磨精细，否则就有错过路径引导机会的危险。弗格森①在酝酿文明发展阶段论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十八世纪的英国和二十世纪的美国确实处在一飞冲天的境地，所以他们的直觉都没有错。前瞻性的政治著作必须扣准时代的脉搏，但不能幻想时代可以由著作制造。《新帝国》因为来自产生《海权论》②的同一个信息场，多多少少可以视为印证季候的报春花。
1、Adam Ferguson，1723-1816，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之一，著有《文明社会史论》。他关心公民美德的流失，警惕现代自由体制下的政治堕落。
2、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曾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他在1890年-1905年间相继完成了被后人称为“海权论”三部曲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的影响：1793-1812》和《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西奥多·罗斯福于1880年结识了他，他的海权至上思想强化了罗斯福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