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的政权是王莽政权的机会主义化，是战国晚期经秦和西汉初期不断上升的儒家民主运动的第一波逆行。
刘仲敬：刘秀的政权是王莽政权的机会主义化，是战国晚期经秦和西汉初期不断上升的儒家民主运动的第一波逆行。儒家民主运动可以说也是有一个抛物线的：在经过了秦朝和西汉初年的强力镇压，他们像基督教早期的殉道者一样没有屈服，利用他们的不屈服和大一统专制帝国的暴政在民间引起的强烈反感，他们变成了近乎英雄一样的存在；武帝到元帝这段时间，是后来的儒生利用他们先辈的这些殉道精神积累下来的资源加以挥霍和利用的阶段；元帝以后到王莽，是儒家周政派或者是儒家大众民主派掌握政权、把自己的声誉败光的时代，他们在遭到迫害的时候显得很像英雄，公众普遍认为，秦和西汉如何如何不好，都是因为行了秦政、没有行周政的缘故，等你们上台行了周政以后事情就会变好的，但是他们在元帝以后终于清除了原有的秦政派的势力，开始行周政以后，情况还是不怎么妙；然后王莽就代表了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最后一波进攻，他声称，以前的失败都是因为行周政行得不够彻底，他要给你来一个彻底的周政，结果他行周政，使国家社会主义完全破产。
汉光武帝刘秀
hhh刘秀其实跟王莽是同一类人，他们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都是一样的，讲的都是谶纬之学和国家社会主义，总之是西汉末期那些周政派的陈词滥调，只是他在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声望远不如王莽而已。他的政权打着跟王莽一模一样的谶纬之学和周政主义的理论上台，所以得到了当时控制舆论界的儒家的支持。但是他比王莽要保守而狡猾得多。他看到王莽的失败以后，不大敢真的把周政派儒家的核心论点拿来加以实施。他知道王莽政策的效果与宣传相反，不是因为背叛了周政而灭亡，恰好是因为原教旨主义者执行了周政派的论点而灭亡的。因此他就采取了比较狡猾的做法：口头上、在文宣部门上继续宣传周政的理论；而实际上呢，则采取了抱残守缺的政策，只说不做，只要能够维持住政权，实际上什么都可以。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王莽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当然，机会主义者得势的时间是不可能太长的，他依靠的实际上是透支以前理想主义者积累下来的资源，所以到了东汉中叶以后，儒家的声望开始急剧衰落了。像仲长统①这些人代表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反动，开始提倡法家。随着东汉的衰亡，在魏晋以后，道家和佛教的势力就开始上升，儒家势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跌到了最低谷。这个趋势其实也是从刘秀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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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仲长统（179-220），字公理，山阳郡高平（今山东省邹城市西南部）人。汉献帝时被尚书令荀彧举荐为尚书郎，后一度做过曹操的军事幕僚。他提出十六条政务原则：“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主张恢复肉刑，“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另一方面，他开魏晋风气之先：“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 “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
仲长统的主要著作《昌言》
《高逸图》
hhh后来隋唐以后的新的儒家开始解释历史的时候就发现，东汉是儒家的最后一个高潮，自然而然的就会像司马光一样，把东汉的儒家和东汉的君主说得是特别理想。因为他们的比较背景不一样：他们比较的是后来道教和佛教兴盛以后、新儒家不得不跟他们竞争的环境，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们觉得衰亡以前的旧式的儒家值得怀念的地方很多，而刘秀就是他们之间的代表；他们已经不能够回到过去周政派儒家的环境。周政派儒家有一个很明确的观点，就是说，上天给君主的寿命不是永恒的，它是可以收回而且应该收回的，汉朝时期的天命也应该像以前的秦朝和周朝一样被取代。王莽就是根据这个舆论上台的，这其实是当时儒家倾向于大众民主的一个证据。但是后来唐宋以后的新儒家就不能理解这一点，只觉得王莽是篡位者，而认为刘秀才是真正纯正的儒家。其实在西汉末年的思想气氛中间，王莽代表的倒是儒家的正统，而刘秀倒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五德循环与朝代更替
问：光武帝与豪族共治的模式，是否可以视为东汉实际上已经修改了西汉流民政权的宪制而重塑了帝国的格局，如果这种新格局成立，那么光武帝声称的“以柔道治天下”，本质上究竟是一种要绥靖豪族共同体的新儒学，还是一种要抑制豪族共同体的新黄老？
刘仲敬：光武帝的政治神学和王莽政权的政治神学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西汉末年的谶纬之学，所以他要制裁那些拒绝相信谶纬之学的大臣，同时要垄断和整顿王莽时期没有支持刘秀这一系及本人合法性的谶纬学。由于这种简简单单的像是儿歌预言一样的东西在技术上非常幼稚，在历史上又非常低能，所以东汉后期的儒学家对此不大提及。三国魏晋以后，古文学对今文学实行替代以后，大量的删除了这方面的材料，把历史中的东汉政权做了重新的包装，以至于我们不大能够看出它跟王莽政权的相似性。
狩猎祥瑞图，东汉，徐州地区出土
问：东汉王朝放弃关内旧京而依托关东资源，是否意味着东亚的本土化对于内亚上游秩序的逆转，内亚性降到了新低？东汉大一统的节点，是184年黄巾之乱推动各地宗族豪强浮出水面，还是190年关东起兵加速了秩序瓦解？
刘仲敬：没错，东汉相对于西汉来说的话，更少的依赖各郡国的民兵，更多地依赖南匈奴和鲜卑的蛮族部队。汉武帝大量引用蛮族，但是只是分队性质的，部署一系列属国，同时在禁卫军里面设立长水校尉这样的一些蛮族支队。而东汉的几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像北伐匈奴那些被皇汉吹得很厉害的东西，其实靠的都是南匈奴。东汉之所以花大笔钱来养着南匈奴，主要就是出于这方面的目的。东迁以后，它自身的战斗力大大下降了，同时，朝廷出于自私的目的，企图削弱各郡国的民兵组织，更加剧了这个过程。
北匈奴与南匈奴的迁移
hhh它的节点应该是羌乱，羌乱暴露了整个关东集团的无能，预示了后来董卓和关东诸侯的战争。羌乱瓦解了整个军事系统和财政系统，使得不仅是边疆地区崛起了像董卓这样的豪强，即使是东方各地的士大夫也开始结寨自保。这些结寨自保的士大夫，就是后来关东各诸侯——袁绍、曹操、孙策这些集团的起源。黄巾乱起，最初平定黄巾的皇甫规这些人，其实就是羌乱以后跟董卓他们同时崛起的那些关东士大夫集团。他们最初还愿意听朝廷的话，在平定黄巾以后自动解散，但是董卓来了以后他们就不再愿意听了。其实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步一步恶化的过程，朝廷的威望渐渐减弱。朝廷平定不了黄巾，无可奈何地依赖他们的势力，但是又想让他们赶紧滚蛋。最初这一拨人还像曾国藩那样，还有对朝廷残余的忠诚，再往后面的人就像袁世凯一样，觉得朝廷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还不如自己来干。于是就变成董卓那些关西豪强、羌胡势力和关东士大夫之间的对立了。
羌汉战争耗垮了东汉王朝
问：有人认为战国以来专制政体成熟的标志，就是探索形成了“亲贤并用”的中枢权力惯例。用亲，先排除同姓亲王，以防篡位，则“亲”一般仅指外戚，擢用外戚执政，作为皇权在中枢的决策代表；用贤，就是任用没有根基的实务人才，与外戚组合成决策班子。用亲以求安，用贤以求治，在封建贵族政体瓦解的东亚废墟上，这似乎是最不坏的选择，战国后期，特别是在秦国，已有成例（魏系、韩系、楚系外戚均曾执政）。秦始皇废弃传统，用人唯贤，完全排除了亲贵参政。汉代又复归传统，四百年间虽有外戚专权之弊，但除了王莽的禅代和梁冀的跋扈，大体保持了汉朝法统的稳定。而魏晋以后直至宋明，为何这一习惯法被逐渐抛弃了？曹丕禅代后，规定外戚不得当辅政之任，曹丕曹叡都是托孤于同姓；西晋则同姓诸王权力膨胀，八酿成王之乱；更不必说后世唐宋元明清的外戚完全退出了政治谱系。这种宪法习惯的变化，与东亚社会本身的演化有什么隐秘关联吗？
刘仲敬：外戚当政本来就是封建衰退的一个阶段。在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各路亲王、公爵、伯爵为数众多，就是春秋所谓的诸公子用事。诸公子众多，就是封建社会强大的证据。公室将卑，枝叶先落，就是说跟公族有不同程度关系的这些宗法结构逐渐的衰落了。外戚不是传统的宗族结构的一部分，他们是外来人，在春秋时代基本上是不出现的。他们出现，是社会平民化的先声。利用他们来削夺公族的权力，就跟后世利用平民来削夺亲贵的权力是一样的。等于这是一步一步往下走的过程，走到外戚专政这一步就是一个中间值，再往下就是彻底的平民化。公族之所以比外戚好，就是因为公族有自己的传统势力，有自己的领地，有跟先王先公的各种亲属关系，是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不会无条件的服从；外戚只有妻子这一层关系，他自己的传统依据就要少得多了，但他毕竟还是亲族，不能够随意杀随意撤；平民出身的官员，那就可以随便处置了。过渡时期总是不稳定的，一旦开了头就没有办法长期维持。就像是石头在下坡的时候一样，要么石头根本就没有滚下坡，那时候是可以稳定的，但是滚下坡了以后，你要选择一个中间状态，说这是一个成熟而稳定的状态，这是很难做到的。
hhh汉代的外戚专政，意义就跟春秋战国时期不一样了：汉代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朝代，它的外戚出现，最初是为了填补皇室的软弱，也就是说，西汉和东汉早期的外戚跟皇室是同一回事，代表的是同一种势力；到了东汉，外戚跟士大夫结合以后，有些外戚变成了士大夫集团的工具，这时候皇室发现，本来是跟自己在一起的外戚势力变得不大可靠了，于是就使用更内廷的宦官集团跟外戚对抗，这时候的外戚反而代表外朝，而宦官集团才是代表内朝的。这两者变化的关键就是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相权的罢废。有相权的时候，宰相掌握外朝，所以外戚就代表内廷；没有宰相的时候，毕竟好歹还是个政府官员的外戚很容易变成外朝士大夫的领袖，这时，内廷的代表就不再是他，而是宦官集团了。
外戚与宦官，左手是药丸，右手也是药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