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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治还远未完善，人类用什么来寻求现实中的公义？一百多年前的历史学家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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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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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将其总结为两点——“迷信与暴力”。

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途中，人类要么是依赖神奇的力量，要么停留在冷酷的暴力中。二者交互替代，是司法手段的体现，也是文明史的桎梏。

一百多年前，这本《迷信与暴力》就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思考当今社会的法治现状，和法治发展的历史，发现它仍然有其价值。

撰文 | 刘义（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今天的政治史时常说，“寻求公义”是人类在近代以来追求的进程。这在罗尔斯（John Rawls）那里得到了经典的阐释，又在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课堂上得到了新的演绎，而司法可以说是现代政治体系中关于公义最为重要的制度性设计。但我们发觉，在近代政治的理想和政治历史的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又或者，参考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论断，人类的物质文明一直在大踏步迈进，精神文明却始终在原地踏步。

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途中，人类要么是依赖神奇的力量，要么停留在冷酷的暴力中。二者交互替代，是司法手段的体现，也是文明史的桎梏。作为历史学家的查尔斯·李，如何揭示这一矛盾的发展，其思想的局限又在哪里？

亨利·查尔斯·李（Henry Charles Lea,1825-1909）

他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欧洲中世纪历史方面的历史学家，精通社会制度、法律和宗教史，为了完成《迷信与暴力》，特从欧洲购买了数量惊人的古籍、文献和手稿资料。

共誓与决斗

从野蛮走向文明

在未开化的社会，“杀人者或破坏者对于受害者或其同族诸人来说是敌人，而对他们自己的朋党亲故则并非如此”。因此，杀人者无须向社会正义负责，而只需向受害者提供一定的赔偿。这已经被认为是一种仁慈的表现，也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步。“血钱”是这一原则的一个体现。同时，杀人者和受害者都有自己的亲属网络，所以赔偿关系也是连带地社会性的。这就引起了司法程序中的“共誓”制度，也即通过其他相关成员的誓词来判刑或免罪。

基督教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的家庭关系，却延续和发展了社会的相关制度。“宗教裁判所建立之初，便引入共誓制度作为其基石，它被这个可怖的审判组织一直维系到最后”。根据宗教裁判所的规则，共誓适用于公开质疑一个人而又没有确凿证据的时候；共誓人的数量由法官裁度；共誓人应是与被告同等地位的人；嫌疑越大，需要的共誓人数量越多。

查尔斯·李说，在黑暗时代，正义的实施要披着迷信的外衣，诉诸刀剑和运气。然而，能使强者向弱者屈膝，就已经是对人性的伟大征服。

“于是，如果执着于保持不公的现状和凶暴掠夺的武士，能够接受用一场公平的战斗或神判来决断他的诉求，他就已经朝承认公平正义理念、放弃与人类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个人孤立迈出了一大步”。这就产生了决斗的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决斗诉讼是一种司法制度，而决斗的习惯则是一种几乎存在于各个种族和时代的普遍现象”。这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决斗断讼在欧洲各部族中成了世代相传的体制的一部分。在他们归化基督教信仰后，耶稣基督取代异教众神成为了最终的诉诸对象，但对刀剑断案的信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强化。开明的立法者们认同了这种信赖，并且将决斗当作最切实可行的救济方法，以弥补随处可见的伪誓犯罪。

亨利·查尔斯·李眼中的司法简史

迷信与暴力

黑暗时代的挣扎

“每当人类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便放弃自己的判断力，以自身有限的理性作为试金石，试探造物主不可思议的力量”。

神判的产生，即归因于这一思想趋势。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人性的骄傲，而是人性的软弱。

这里的问题在于，这样一种类似迷信的方式被基督教的体系接纳和升华，从而被看作人类文明史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即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但也仅限于知识精英的世界；对于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说，传说和神迹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最有效地促进了神判使用的理由，在于教会”。教会采纳了蛮族的习惯，又使其适用于基督教的信仰和实践。教会将神判视为确定无疑的方式，上帝的回应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与此相对应的，是民众对于迷信的盲从。他们共同促进了神判的流行。除了决斗诉讼外，确定上天意志的种类还包括：沸水神判、烙铁神判、火焰神判、冷水神判、天平神判、十字架神判、吞面包或奶酪神判、圣餐神判、抽签神判、尸棺神判、圣物起誓神判、毒物神判等。

亨利·查尔斯·李的书签。

12-13世纪，罗马法的复兴，大大推动了世俗法庭反对一切神判的步伐。与此同时，市民社会也频频以自己的常识否定荒谬的神判。然而，未知事物的神秘诱惑，始终将人性与超自然的力量紧密相连。有些表面上被否定了，其生存机制却保存了下来。一个迷信被否定了，总是又接着产生了新的迷信。

酷刑是对神判的替代，也即用暴力取代迷信。这二者很少共存。

如果立法上依赖其中一个，就必然排斥另一个。这是因为，“大众的头脑不是被盲目的信仰就是被冷酷的理性所占据”。如果理性的法官们不愿意诉诸神明，他们就必须想尽办法从嫌犯口中榨取证词。强烈的痛感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为了逃脱痛楚，证人甚至可能会牺牲自己的朋友。这逐渐发展成一套常规体制，并被认为是法学原则的一部分。

意大利是罗马法对全欧洲影响的辐射中心，所以在这里也容易找到最早采用酷刑的近代刑事诉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宗教裁判所也在采用酷刑，甚至加剧了酷刑的实施。“宗教裁判所的整套制度，使得刑讯逼供在所难免”。因为它是秘密的，控告和审判的证据都不公开。因此，为了既定的目的，他们往往不择手段。另外，努力根除封建习惯的法学家，当时也依赖教会的权威来推广世俗法，因为当时的民众还无法及时地接受新的规则。

启蒙与理性

人类文明的未来

“人类良知和动机的神秘性，简直深不可测”。查尔斯·李将黑暗的中世纪的所有矛盾几乎都归咎于基督教。他认为，当新约的第一诫命——全心全意爱神——被迷信引入歧途后，第二诫命——“爱人如己”——就成了极大的讽刺。宗教改革派一旦成功，就马上将同样残暴的手段回馈给罗马天主教。同时，宗教改革派内部也互相迫害。

作者的希望寄托于启蒙运动。他说，伴随宗教改革而来的理性主义，却使“福音书的戒律可能终于得到了实在的表达和践行”，基于基督信仰的普世之爱和悲天怜人的情怀，被视为西方社会应当以之为根本的基础。

人类虽然很脆弱，而且犯了很多的错误，但依旧在痛苦而踌躇地前行。他希望，人类最终可以从迷信和暴力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迷信与暴力》

作者：亨利·查尔斯·李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7月

这是一部奠基于19世纪理性主义精神的历史著作。作者丰富的证据资料，很容易使人们忽略其背后鲜明的历史观。基督教主宰的中世纪不但被视为一个黑暗的时代，甚至是对之前野蛮时代的强化，而且历史在这里也陷入了一种循环——迷信与暴力。反之，作者也高估了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如果再多活几年，经历了一战的残酷与破坏，作者是否会加入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关于“西方没落”的论调呢？最起码，他可能会赞同汤因比，人类的精神文明总是在原地踏步。

在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成为了社会制度的代表。无论善恶，都可以归结于它。然而，当人类从启蒙的曙光逐步走向理性主义的自信，才发觉，在伟大的上帝面前，自己仍然是一个小孩子。

就司法而言，公义是原则，是理想。但司法的历史，总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求，解决现实的问题。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看似公平的，却更多表现为一种赔偿的心理需求。现代政治制度固然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但我们却无法忽视政治本身作为一种权力机制的特点。而且，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强权总是压倒公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应了黑格尔的论断——现实的即合理的。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原载于2016年9月1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罗东、小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