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士”章士钊比鲁迅更不幸
章士钊：《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年。
本书证明章士钊是一位马克思、梁启超式的渊博政论家、杂文家和谋略家，但原则性并不是他的特征。他没有“思想改造世界”和“所南心史井中藏”的希望，而是根据买主的需要随时改变供货。这是商鞅吴起苏秦张仪的策略。他的文章不代表自己的偏爱，如果他有什么偏爱的话，而是代表他对当时思想市场的估计。他从辛亥前后的自由主义者，到《甲寅》时代的国家主义者，最后变成《柳文指要》。
尽管如此，他的建议却是非常专业而可靠的。至少，比宋教仁和梁启超可靠得多。辛亥年间，真正了解普通法意义和实践的人其实只有他。其他人都是半通不通的杂文家和科普作家，所谓“未能成佛、先来渡人”。以后的情况仍然如此。
事实上，他始终用律师的态度处置一切事务。他所作所为都是为假定客户，不代表自己，而且保证质量。不幸他的客户市场不稳定，才沦为一蟹不如一蟹的政治掮客。他的熏陶力量很大，可惜跟曾国藩、胡林翼相反，具有去节操化和策士化效果。效果当中包括若干要人，例如李大钊、白坚武。他像鲁迅一样，用自己的行动模式创造了一个世界，而且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然而，他比鲁迅不幸得多，不得不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像癌细胞死在自己造成的尸体中。游士一旦丧失了游走的环境，结果就是这样。
作为“小清新”的爱国者高宗武
高宗武：《日本真相》，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
本书是林语堂小说和宋美龄演讲的政治版。也就是说，是爱国者对美国公众的祈请。因此作为历史，可信度不高。爱国者在当时的形象完全不同于现在，没有任何让人联想起红卫兵的地方，反而有几分小清新的色彩。
《宇宙风》杂志为他们画了一幅讽刺肖像：他们是一群洋学生，讨厌乡绅老太爷取的儒雅姓名，因为“克强”这个响亮的名字已经被前大元帅占用了，只好自己改名“克欧”或“醒亚”。效力党国以后，终于发现事事难办、锐气渐失，恢复了腐败的“八十八叟”雅号。高宗武和他的保护人汪精卫都属于这个群体，他们的名字就已经充分说明问题了。汪兆铭集团的南京政权在他们自己眼中，主要是为保护国家而牺牲多年清誉的伟大举动，具有前文艺青年的自我陶醉性。
高宗武的叙述都笼罩着这样一层不切实际的色彩，使他很容易将蓄意陷害和阴谋布局的罪名推给日本人，看不到后者也是混乱政局中的一群浪人，并没有履行交涉条件的真实力量。他没有忘记争取美国人同情心的重要性，尽量强调日本人反对白人和国际体系的野心。其实，这些事情正是作者自己从小就想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辜负了他和他的同侪，犹如现实辜负了梦中人。
李大钊曾拥护北洋军阀
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
本书是当代中国史学界常见的怪兽喀迈拉，由两种自相矛盾的生物体组成。其一是196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笃信的史观：先进思想通过先进人物，渐次影响历史进程。其二是1990年代以后流行的伪乾嘉之学：史料学高于一切，实证主义以外无真理。
在李大钊这个具体人物身上，以上两种思路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必须佩服作者的迟钝，因为他直接把两种历史简单地罗列在一起，没有运用辩证法过度诠释。这样一来，史料就会自己说话。在近现代史方面的著作中，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不错了。
作者的史料告诉我们：李大钊及其团队都是铁杆的袁世凯党羽和段祺瑞党羽，对镇压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非常积极。作者面不改色地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因为他经验不足，因此事与愿违。然而，作者的史料又告诉我们：他在袁、段政府任内引进和鼓吹的思想都属于国家主义，因此拥护北洋很难说违背了他的初衷，如果他真有任何初衷的话。他当时激烈反对暗杀，我们知道国民党比北洋系更擅长运用这种方法；尖锐批评国会议员打架，这种做法当然对反对党更为有利。他偶尔提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谴责他们无视伦理道德应有的历史主导作用。这是北洋老将最普遍的意见，张作霖临死前仍然坚持。相反，林森和朱执信很乐意引用马克思为臂助。在国民党内，他们两人还不算最激进的。
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或许能够适用于某些青年学生，但绝对不能适用于李大钊。他的批评说明他早就熟悉列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而且非常鄙夷他们的不讲道德。问题在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社会主义运动当中恰好以马基雅维利主义著称，被老派社会党人视为不道德，而后者已经让早期李大钊无法忍受。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自有内在发展趋势，我们不能指望这样的人表现出戏剧性的一百八十度转折。如果我们考察这位无神论扫罗的大马色路，就会发现分水岭位于章士钊集团的垮台。
从政治上讲，章士钊集团的垮台是段祺瑞集团瓦解的附带后果。章士钊集团和北洋时期的大多数派系一样，主要依靠私人关系维持，成员大多数是留日政法系学生。他们鼓吹的国家主义理论和他们的政治投机有密切联系，学术事业反倒是政治失败的标志。章士钊从英国式宪制的鼓吹者转变为日本式国家主义者，时间表和北洋的胜利同步。李大钊在这个集团中只是小人物，所有言论都可以在章士钊的同时期主张中找到原本。然而，北洋的分裂和溃败迅速结束了章士钊的集团。一个没有能力提供官职和保护的领袖是没有追随和附和价值的，于是律师章士钊和教授李大钊在新时期的历史上出现了。人很难在中年以后改变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他们两人很快又以不同的方式回到政界。然而，两人的形象都已经面目全非。
本书截断了李大钊的前后半生，避免了大部分解释的困难，但苏联档案已经说明了一切。失意的老政治家犹如巴尔扎克笔下人老珠黄的女人，唯恐不能抓住大概是毕生最后一次机会，因此他们比年轻政治家和在朝政治家要价更低，思想倾向对他们已经不再重要。苏联放弃张作霖而选择李大钊、放弃吴佩孚而选择孙文，都有非常现实政治的理由。这两人的联盟像詹姆斯二世策划的清教徒-天主教联盟一样荒谬，只有依靠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资助者才能勉强维持。
李大钊是两人中实力较弱的一方，因此不出所料地做出了更大的思想牺牲。原先的社会民主党同情者孙文只愿意重新解释民生主义，从温和的中左派跳到激进的中左派。原先的极右派国家主义者李大钊却越过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一跃而至布尔什维主义。孙文及其门徒从来没有完全放弃争取英美同情的希望，李大钊及其门徒却不再有这样的机会。
这就是残酷的世界。只有在知识分子的空中花园内，思想才是至高无上的力量。
满洲国遗民贪图利禄吗？
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中华书局，2013年。
林志宏博士这部书体现了高人一筹的健全常识，足以弥补史料简选方面的某些缺憾。中国历史上某些时期不愁史料太少，只愁伪史太多。宋代、明末、清末、民国都是这样的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事件不存在几种相互抵触的说法。甚至辛亥湘军援鄂这样并非党争焦点的问题，都充满了无数真真假假、半真半假、亦真亦假的八卦新闻。
譬如，鄂军将领坚信：如果没有这帮乡下孩子添乱，他们早就收复汉口了。湘军将领相信：幸亏长沙的藩库没有足以招募市井闲人的多余银两，否则他们也会像这批吹牛家一样不堪一击。如果你以计算机式的实证主义为准绳，非但不能厘清问题，多半还会制造更大的混乱。如果你怀有恶毒讼师的栽赃或搅水意图，无论支持或反对任何一方都不愁不能振振有辞。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真相无法复原。事实上，只有过于私密的细节才真正无法重建。格局和潮流很少因此受到影响，正如餐车的烹调术很少影响火车的行驶。基本格局确定后，联系人性固有和共有的弱点，运用老吏断狱的冷酷心智，并非不能鉴别相对的可信度。读者只要联系湘鄂两省在此前后的军事传统和当时的饷源兵源，更多地信赖他们共同敌人北洋军的报告，就不难判断是谁撒了更多的谎。
《民国乃敌国也》依靠的看家本领就是这种格局判断力，而不是某些评论家赞扬的考据能力。由于环境熏陶的力量，任何台湾人都容易给对岸留下乾嘉遗风的印象，其实不能代表个人的特点或倾向。清代的朝鲜使臣经常觉得苏州的贩夫走卒胜过北方的村学究，道理相同。
林的史料功夫一般说来优于对岸的同行，在岛内恐怕只能算中流。细节研究不是他的特长，在涉及王国维的部分表现得非常明显。他真正的优点是杜赞奇式的，没有追溯强加的中华国族概念框架和正统敌我观念，对大清、满人、儒臣、遗民、贰臣、民国、满洲国无所偏袒，一概置于各种共同体竞争性建构的时代背景内。没有这种眼光和见识，就很难跳出以今证古的危险套路。
梁启超素负“未成佛而先度人”的讥评，其实这是整个时代的特点。民初的立宪派和革命派、五四启蒙者和三十年代左派的理论有一共同点，都是仓促套用新近西方政论的产物，完全没有顾及政论必须依赖的思想脉络。因此，他们攻击对手的方式非常幼稚粗暴。他们没有理解，或者更有可能根本不愿理解攻击的对象，采取了煽动外行起哄嘲笑的危险做法。在这方面，即使温柔敦厚的胡适都很像他推崇的韩愈。后者根本不提佛教的理论，只想丑化僧人的公众形象，劝说不懂任何理论的群众搞人身攻击，拒绝回应对方指出的问题。
五四人物用这样的手段，将支持满洲国的遗民丑化成贪图功名利禄的投机者。后人不难看出：许多遗民并没有贪图利禄，许多遗民完全能够在民国得到同样或更多利禄，许多新人物已经和即将在民国大肆追求利禄，热衷利禄不能证明理论错误，淡泊利禄不能证明理论正确。事实上，五十年代批判胡适的工农群众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他们根本不关心胡适说了什么，只顾揭发或捏造胡适从美国得到了什么好处。
遗民说了什么？事实上，他们的意见非常接近斯宾塞对日本宪政考察团的忠告。所谓“王道政治”就是说：不要急于用十九世纪末期的功利主义解构民众的淳朴德性，因为这种德性是维系任何共同体都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任何政体或政策都必须以健全的共同体为基础，否则就会迅速丧失其本来意义。功利主义不可避免地打开虚无主义的道路，纯粹理性自利的民众迅速沦为丧失一切纽带的散沙。原子化个体无法实现自组织，只有残暴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才能避免社会完全解体。这些理论落实为现实政治，就会得出以下结论。日本人保存的政治德性是平衡苏联虚无主义渗透的唯一力量，否则亚洲大陆就会迅速赤化。国民党自以为能够利用苏联，实际上只能为苏联利用。伪“满洲国”不是愚蠢的复古主义，不是多愁善感的怀念前朝，而是波兰复国的东亚版本，是救民于水火的壮举。
新派人物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反驳，他们宁愿选择久经考验的攻击稻草人手段。他们假装相信伪“满洲国”只是复古主义和多愁善感的幻想，就像苏联相信资本主义只是先进技术保护的腐朽过去。“进步”是他们真正信奉的神明，将会保佑他们战胜腐儒捕风捉影的怀疑。他们所谓的进步，恰好就是斯宾塞害怕的那些东西。他们不大喜欢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世俗人文主义，对犹太-基督教传统近乎鄙视厌恶。他们争取自由，因为大家庭制度和儒家修养妨碍了个性的伸张。希伯莱-加尔文主义传统的约束比世俗人文主义严厉得多，他们连提都不愿提。他们不觉得朴茨茅斯清教徒的苛法和罗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有什么区别，一概视为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遗迹，不应浪费开明人士的注意。他们只爱易卜生和门肯的英雄，渴望冲破资产阶级社会虚伪的清规戒律。如果他们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战胜社会习俗的奴役，他们就希望借助国家的力量解构社会，即使为此牺牲虚伪的政治自由，也没有什么可惜。
在此之前，日本人对斯宾塞的反应截然不同。他们表示：在一个没有基督教的社会，只有天皇崇拜才能保护国民的敬畏之心。他们不愿冒险实验完全依靠理性自利建构的社会，宁愿“藏身于衮龙之袖”。他们始终珍惜封建主义的两大遗产：武士道和集团主义。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书中所说：从长远看来，人的愿望总会实现。今天，华夏士大夫和日本武士的传人仍然生活在当年愿望的阴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