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来可以名垂青史，只要真正相信自己的话语，用生命活出自己的原则，但他面对真正的考验，暴露了士大夫和聪明人的底色，更关心及时用不能变现的话语兑换实惠。他不珍惜自己的历史，历史也没有珍惜他。
延闿（1880-1930，湖南茶陵人）的父亲谭钟麟（1822-1905，曾任户部左侍郎、工部尚书、闽浙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度过了士大夫阶级所能指望的最圆满人生，从进士到翰林，从翰林到总督，做人功夫面面俱到。谭延闿口衔银匙出生，自幼以神童著称。当然，这一切少不了家庭教育的贡献。“余始九岁，是岁丁亥，先公方以目疾乞假，每上灯独坐签押房，使人读公事文牍毕，呼余及亡姊亡弟共坐室隅，各作破题一或试帖二句，间日互易，皆先公口授，无所谓作也。有时不知书写，则先兄从旁代书之，复诵无讹，则各与钱十文，乃起就睡……吾十岁时，始学为文。皆先公于灯下口授，次日书之，而张宝斋先生评点之，及己丑至陕西从姚先生世贞。”他的八股文造诣突飞猛进，连帝师翁同龢都为之叹服。翁本人就是应试专家，不大会在自己的日记里说外行话:“访文卿，见其第三子，秀发，年十三，所作制义奇横可喜，殆非常之才也。”（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在长沙参加乡试，中举的成绩排在湖南省第九十九名。
谭钟麟
hhh1904年的会试是科举废除前的最后一届大考，从内容就可以看出朝廷旧瓶装新酒的挣扎与无奈：
第一场 史论五篇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5.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 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 《四书》、《五经》
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hhh陈夔龙（1857-1948，末代直隶总督，清亡后居上海，所撰《梦蕉亭杂记》为著名史料笔记）的《梦焦亭杂记》回顾当时的情景，说主考官张百熙选中谭延闿的试卷，主要是出于卫护本土的骄傲：“我们湖南自从国朝定鼎，二百六十来年，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齐全，解元也得了不少，就只差一位会元。正好我在场中看到湖南省举子的一卷，写作俱佳，确实够得上会元之选。可是按照‘正大光明’的次序而论，我班次第二，就只能取个会魁。科举将停，机会难再，所以我特地跟裕相（指协办大学士裕德）情商，请他将这本卷子作为会元，也好免使我湘科名有个会元的缺陷。承蒙裕相允让，你看，这一本就是会元卷子了。”湘绮楼主王闿运闻讯，湘人爱国主义的情绪同样溢于言表：“看京报，文卿儿得会元，补湘人三百年缺憾，龚榜眼流辈也。”谭延闿殿试名列二甲第三十五名，以进士出身点翰林院庶吉士，超过了经世楷模左宗棠，站到了父亲当年的同一条起跑线上。
科举废除
hhh晚清的风气强调儒家的经世致用一面，体现在科举的命题偏好上，恰好对湘人有利。湘人以船山之学、曾左之业为认同符号，嘲笑皖、吴汉学宗师的经世能力还不如他们的“乡里粗才”。谭延闿入世之初，就得享内外因缘的配合。幸运女神从他出生开始，似乎一直对他情有独钟，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他应对顺境的圆滑和节制，不能不说是良好的家教和修养所致。他和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显然不患无才，但他最终选择的道路，仍然是依靠家传的“做人学”。朝廷、立宪派和革命党都表示感激的人为数不多，他是其中之一。他湖南兴办明德学堂，为黄兴的华兴会提供了保护伞。“甲辰，克强先生为明德学堂教习，密谋革命，所谓华兴会也。事觉，乃匿龙萸溪（龙绂瑞）家，扬扬若无事，卧读书不辍。每饭三碗，其所刻印章名籍，皆在长沙府中学。萸溪乘舆往，尽取纳舆中以归。数日稍懈，乃入圣公会。居久之，方乔装东去。”（《近代湘贤手札书后》）朝廷对他的急公好义同样满意，命他“以办学劳绩，免考散馆，以编修留馆，仍办湘学。”湘人组织立宪公会，还是少不了让他做发起人。湖南谘议局成立后，他顺理成章地当选议长。
明德学堂老校园
hhh保路运动的主力虽然在巴蜀，但湖湘的立宪派士绅同样积极支持。谭延闿以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会长的名义，通电朝廷和各省，要求严惩罪魁祸首盛宣怀和赵尔丰，释放他们的同侪蒲殿俊和罗纶（四川咨议局正副议长、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被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武昌兵变以后，革命党人焦达锋依靠哥老会、洪门的力量夺取了政权。军政府几乎变成了草莽英雄的香堂，“焦大哥”的呼声不绝于耳。“城内庙宇公廨旅邸，皆高悬旗帜招兵，流氓乞丐轿担均入伍。”（粟勘时《湖南反正追记》）周震鳞（1875-1964，宁乡人，华兴会创始人之一、同盟会老会员，徐特立的老师，1949年后曾被毛接去北京。湖南独立后他带兵勒索富户筹款，后被谭延闿制止）怀着阶级报复的快感，“编查富民，定为百分捐十之法，共筹得三百余万元。”谭延闿和他的绅士朋友向往“巨室世族、军政长官”携手共进的“文明革命”，都督府和议会形同水火。梅馨（1878-1928，湖南新军52标2营管带，率叛军先后杀死副都督陈作新、都督焦达峰，后被谭延闿委任为湖南第5师师长）的兵变及时解除了流氓无产者专政的危险，将谭延闿推上了都督的位置。变军的初衷大概是为了索饷，不大可能是谭延闿本人策划的。谭延闿那种圆融周到的“甘草”性格，更不大可能把自己放在必须承担责任的位置上，但他一上台就开始有条不紊地清理阶级敌人，一点都不像勉为其难的维持会长。他做人的本领炉火纯青，居然能够一面清洗援鄂湘军内的激进分子，一面跟黄兴结成紧密的政治联盟，一面利用私人关系发动各地湘人响应革命。他通过外交手段赢得的省份，比黄兴通过军事路线丢掉的地盘多得多。王芝祥（1858-1930，直隶通县人，广西布政使兼巡防营统领，辛亥革命中反正，一度任广西都督，因根基不牢，不敢恋栈，率部北上援鄂。1912年，国务总理唐绍仪与国民党协议，提名王任直督，袁世凯先虚与委蛇，后以军界反对为由，改派王赴南京任职。唐对王的委任拒绝副署，袁以未副署的委任交王，导致唐辞职而去）、蔡锷、孙道仁（1865-1935，1910年任福建提督，辛亥革命时反正，成为福建都督）的独立，都跟谭延闿的幕后策动有关。革命如果由焦达锋和詹大悲（1887-1927，湖北革命党人，早期办报，先后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讨伐陈炯明、国共合作，在清党中被杀）之流领导，其实不难镇压；黎元洪和谭延闿之流一旦倒戈，朝廷就完了。
hhh湖湘“兵多、纸币多、革命伟人多”，都督并不好做。诸将“视官长为无物，各营皆自选代表，直接都督。军中事故，皆由代表议决，交师旅长执行，中初级官皆仰士兵之鼻息以苟全”（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314页）”都督府依靠滥发债券，勉强敷衍随时可能二次、三次、n次革命的军队。南北议和对负责筹饷的绅士阶级而言，无异于解脱。谭延闿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裁减了六分之五的军队，只留下巡防营。这项任务并不简单。梅馨的军队认为谭延闿忘恩负义，差一点再次哗变。谭延闿经历了这次折腾，再也不愿领教革命。他暗中支持宋教仁竞选，将湖南九成以上的选举人（囊括了当时的有产阶级）交给了国民党，但二次革命爆发后，他和这些绅士都不愿意看到筹饷局卷土重来。湖南的独立是象征性的，很快就在黎元洪的斡旋之下撤销。英国领事报告本国政府说：湖南人民把北京政府看作法律与秩序的保护者，不愿意认真抵抗。这里所谓的人民当然就是人民一词的本意，有产阶级。谭延闿作为湖湘人民的代表，可谓当之无愧。
谭延闿
hhh袁世凯赦免了谭延闿，但不准他回乡。他在青岛和上海的租界，度过了几年流亡生涯。汤芗铭在曹锟远征军的支持下，用铁腕统治湖南。护国战争爆发后，“湘人治湘”的呼声再度响彻云霄。黎元洪出任大总统，立刻召回了阶级和党派的双重难兄难弟。谭延闿第二次督湘，试图故伎重演，将军队裁减一半，兴办实业和教育。结果护法战争爆发的时候，湖南再一次处在极度软弱的状态。尽管湘军的军事传统比桂军更加雄厚，这时却不得不仰仗桂军的鼻息。谭延闿向南军发出求援电报：“大局拯救，全赖西南。西南门户厥为湘省，故非法政府首先窃伺军权。延闿薄材，不堪任巨，个人权利，岂恤弁髦，但以湘江沦陷，必至半壁速连，欲顾全大局，亟先保守一隅，但恐兵力微弱，不足支危，连毗邻封，亟赖援救。桂湘关系，无异齿唇，奏廷乞师，请助指臂，缨冠披发，谅有同情，务即下令动员，即出桂境以作后盾。庶使北方闻风胆塞，则湘省受赐良多，西南之保障益固矣。”他离开长沙前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从湖南教育基金中拨出专款，给陈寅恪留学用（1917年8月，谭延闿下野前，专门从湖南教育基金中拨出一万四千元为时任省公署总务科长林伯渠、教育科长熊崇煦、交涉股长陈寅恪赴美留学公费）。
hhh谭延闿一走，湖南就沦为东亚的主要战场。桂军赶走了段祺瑞派来的傅良佐（1873-1924，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1917年8月被任命为湖南督军，被桂军击败，11月退出湖南），又被吴佩孚赶走。段祺瑞素乏知人之明，将吴佩孚的战果交给自己的朋友张敬尧（1881-1933，1918年3月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因为非作歹激起“驱张运动”，1920年6月撤离湖南，其弟张敬汤被杀）。张敬尧的统治以不负责任著称，极大地刺激了湘人的共同体意识。北军强迫商民接受无法兑现的纸币，给谭延闿苦心经营的实业和教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湖南父老和军官的代表前后相继，邀请谭延闿回湘主持大局。谭延闿随即假粤入桂，在永州建立大本营，等待节点来临。湖湘舆情鼎沸，山雨欲来。Mao当时是个无人理睬的屌丝，但因为没有任何派系牵挂和既得利益的缘故，反而能够忠诚地充当父老同胞情绪和流行舆论的传声筒：
hhh“奉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二份，有好些处所尚应大加斟酌。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情况的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支支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致黎锦熙信》，一九二○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hhh“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归己橐。……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湘人自决主者，门罗主义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一九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hhh“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封面打了红色，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太、阿刺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上，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已醒觉了。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大是个发端，余侯明日以后继续讨论。（《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九二○年九月三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hhh1920年5月，谭延闿觉得同胞的民情和内外的形势都已经接近成熟。尤其是吴佩孚对段祺瑞的不满已经无法抑制，索性挥军北上，解除了湘军最大的危险。他在衡阳成立了湘军司令部，号召各地士绅围攻长沙。1920年夏天的湖湘重演了保路运动的历史。各地民兵臂缠“救国救乡在此一举”的白布，向侵略者集结的中心湘潭挺进。湘潭变成了湘人的邦克山（1775年6月17日，北美民兵在波士顿查尔斯顿半岛与英军激战。英军虽然获胜，但损失惨重，因此鼓舞了各地美国民兵）和约克敦（1781年8月至10月，美法联军在约克敦地区使英军陷入绝境，被迫投降。此战的胜利基本结束了美国独立战争），土豪指挥的民兵打败了军校毕业生指挥的正规军。张敬汤的主力第七师在土著的侮辱和围攻下，仓惶逃回长沙。张敬尧明白湖湘人民都在跟他作对，丧失了背城借一的决心，向商团勒索了十万元现款以后，主动撤离湘境。常德商团以同样的价格，将冯玉祥的侵略军礼送出境。如果说湘潭的战役酷似美洲，长沙的就职典礼就仿佛是直接从封建欧洲的历史当中摘录下来的。1920年6月12日，谭延闿乘坐的轮船驶入长沙码头。各界代表身穿纸币缝制的衣服，向谭延闿和他的还乡团哭诉外来统治者的残酷和不义。谭延闿不得不向他们谢罪：“我谭延闿不能保障三千万人民的财产，使张敬尧在湖南横征暴敛，实在是我谭延闿的罪过，万分对不起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代表们接受他的誓言以后，才收起纸币衣服，迎接他入主督府。资产阶级专政在东亚的胜利，在此刻达到最高峰。即使他们在日本和上海的阶级兄弟，都没有赢得如此光荣和彻底的胜利。毛泽东见证了湘人的英雄气概，以年轻人特有的慷慨和无私，呼吁上海市民阶级效法自己的同胞，团结起来赶走北方的侵略者，建立本土的商人政府。然而，上海资产阶级没有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hhh1920年8月16日，谭延闿通电呼吁各省自行宪政。8月28日，他收到了梁启超为湖南起草的《基本法》。上海的湖南侨民成立了湖南改造促进会，宣布“以湖南地域之文明，湖南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之自由，此国人之所最希望也……以后南北武人一律退出湖南境地以外，永毋再入湖南境地与湖南人为敌。”（黄士衡：《赵恒惕的省宪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58页）9月13日，谭延闿召集行政－立法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会由十名政府代表和十一名议员组成，决定采取四项措施：（一）湘人治湘，决以军政府所定之县自治制为蓝本，酌加参订，详细研改；（二）筹设市政厅，以为推行市自治制之准备；（三）由省署设立全省地方自治筹备处，曾继梧兼任处长，各项人员，亦由省署人员兼任，筹办一应事宜；（四）通令各县知事，将各县自治经费，详细查明呈报。10月4日，湖南各界联合会呼吁谭延闿召集制宪会议。10月10日，毛泽东的朋友和盟友彭璜（1896-？，湖南湘乡人，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与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并组织俄罗斯研究会，该会介绍刘少奇、任弼时等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后赴苏联学习。1921年失踪，1949年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在湖南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湖南改造促进会、律师公会、青年会、女青年会、湘社、旭日学会、教职员联合会、自治期成会、俄罗斯研究会、基督教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的支持下举行了要求《湖南宪法》的大游行，直到谭延闿表示同意召开“人民制宪会议”，才解散示威群众。谭延闿为了安抚这个难以对付的支持者，甚至屈尊为毛泽东的文化书社题字。谭延闿是著名的书法家，不会为闲人浪费时间的。毛泽东当时的主要社交资源，就是身为彭璜的小朋友和湘独运动的太阳花积极分子。
hhh孙文这时派周震麟、黄一欧（1892-1981，黄兴长子，1920年奉孙指示，协助周震鳞来湘活动。1929年起参与了一系列倒蒋活动，后投共）来湘游说，希望谭延闿加入他的北伐计划。谭延闿是辛亥英雄和名义上的国民党员，不愿意直接拒绝他们，就邀请蔡元培、章太炎、张继等反孙的国民党元老，制造支持南北和谈的空气，企图化解外力干预的威胁。谭延闿和湖南的不幸在于，他们的地缘形势过于恶劣。湖南处在东亚勃艮第的位置上，没有任何领袖能够圆滑到足以杜绝群雄觊觎的程度。谭延闿的老练是人所共知的，部分就体现于他能够精确判断自己能力的界限。他发现程潜和鲁涤平的部下开始接受国民党代表的游说，就果断决定让位给职业军人赵恒惕。谭延闿在袁世凯时代，对赵恒惕有知遇和保护之恩。赵恒惕解决了骄兵悍将，大体维持了谭延闿的政策，尤其是保护了谭延闿功成身退的形象。12月11日，赵恒惕宣布成立根本法筹备处。12月21日，他通电各省：“西南倡义护法，于兹四载，既无正当解决之方，已陷治丝益棼之境。湘省地当要冲迭遭变故，牺牲至巨，创痛甚深。欲谋永久之和平，唯求真实之民治。曾经电主联省自治并于湘省划分军民两政，民选临时省长，赶制省自治法，以开先路而肇初基。深唯内治之坏，在于中央之集权。国是之纷，由于军阀之擅政。苟省自治，则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苟省相联结，则举国有提挈并进之道。欲顺世界之新潮，解积年之纠纷，舍此几无他途可由。恒惕不敏，以为民意所趋。即大计所在，应先由西南各省会树之风声，推而至于全国以达刷新之建设。倘有障碍此旨者，恒惕竭力所能至，随同志后共谋排除，使新治得以实现，斯民同跻康庄。观成之日，即解甲归里，实为大愿。”（《京闻志要》，上海《时报》，1920年12月30日）滇、桂、蜀、秦、浙通电响应，实际上瓦解了国民党企图争取的大部分对象。国民党的仇恨落在赵恒惕头上，却放过了真正的始作俑者谭延闿。谭延闿事后居然还能以辛亥元老的身份，跟国民党握手言欢，做人的手段之高，实在无与伦比。
蒋介石、谭延闿、冯玉祥
hhh1921年3月，李剑农、王毓祥、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石陶钧、向绍辑、陈嘉勋、皮宗石、黄土衡、董维键、唐德昌、张树声等名士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1922年1月1日，《湖南宪法》经湖南公民投票通过：“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以现有土地为区域，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全省公民凡年满卅岁以上，皆得被选为省议员，省议员任期三年，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二人，闭会时设常驻委员会；省长由省议会选出四人交由全省公民总投票决选，以得票最多数者为当选，当选后得受国政府之任命；凡湖南公民年满卅五以上在湖南居住五年以上者得被选为省长，现职军人被选为省长时，须解除本职方得就任，省长任期四年，期满改选，可连选连任一次；省长之职权包括：公布法律及发布执行法律之命令，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全省文武官吏；省长有重大犯罪行为，议员可提出弹劾；省务院下设内务司、财政司、教育司、实业司、司法司，省长为省务院长，各司长为省务员；中华民国现行法律及基于法律之命令与本法不相抵触者，仍得适用于本省；国宪未实施以前，应归于国之事权，得由省议会议决执行。”湘人如果根据立陶宛和芬兰的标准编撰历史，完全有权利认为自己的族群已经具备国族的资格。
黄埔军校牌匾由谭延闿题写
中山陵墓碑由谭延闿题写
hhh谭延闿第三次流亡期间，做出了毕生最精确也最可悲的选择。他明白自己没有嫡系军队，只能以荣誉性职位终老。1912年的历史纪录给他保留了国民党元老的资格，1920年的历史纪录给他保留了湖湘国父的资格。随着国民党的列宁主义化，他周旋各方的余地日益减少。国民党的革命军只准他选择服从或敌对，赵恒惕的护宪军却不会强迫他做出选择。他最后选择了国民党，宣布从此以后只知“服从主义”。1926年7月，北伐军攻陷长沙。国民政府宣布废除《湖南宪法》、各级议会和法院，一切权力归于党的领导。谭延闿获得了“伴食宰相”的酬庸，一再出任名义上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从总司令、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主席到行政院长，但实际权力可以忽略不计。蒋介石成功以前，他在各方之间调停。蒋介石成功以后，他一心一意用自己的名望为蒋介石提供保护伞。蒋介石习惯于应付野心勃勃、甚至恩将仇报的元老，觉得谭延闿实在太好相处了，尽可能让老人心满意足。谭延闿是知趣的人，显然不会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老了，没有机会重新开始，只能尽可能合理利用过去积累的资源，给自己争取荣华富贵的晚年。他如果做出任何其他的选择，都会落到类似吴佩孚晚年的下场。他自幼富贵、聪明、软弱，喜欢随波逐流，避免承担责任。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为著名的谭家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书法留在中山陵，蒋介石的书法留在他的陵墓上。前者保存至今，却很少有人知道是他的手笔。后者毫不令人意外地遭到毁坏，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他本来可以名垂青史，只要真正相信自己的话语，用生命活出自己的原则，但他面对真正的考验，暴露了士大夫和聪明人的底色，更关心及时用不能变现的话语兑换实惠。他不珍惜自己的历史，为短暂而琐细的享受牺牲了自己；历史也没有珍惜他，将他挪到了无足轻重的八卦人物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