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特朗普和希拉里的距离大于传统保守派和希拉里的距离，但仅仅因为特朗普能够指望的国会支持不如传统保守派，可能的特朗普政府博弈后实施的外交政策，在具体问题上反而会比传统保守派更接近可能的希拉里政策。
Arthur Vandenberg
hhh意识形态外交就是原则高于具体的外交，或是说是欧洲现实主义外交传统的对立面。方向相反的意识形态外交在具体政策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为自己坚信的道德正义性牺牲短期利益。道德在演化意义上相当于克服短期利益自杀性的免疫机制，所以意识形态外交虽然厌恶现实主义，却往往在长期利益方面胜过后者，但这并不是意识形态外交的初衷，更不是任何意识形态外交家习惯的语言。黎希留和俾斯麦传统的继承人肯定认为，无论意识形态外交家的原则性分歧有多大，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政策上的天真或无能，因为撒手不管和大打出手都是外交家的失败纪录，而且出自同一种精神洁癖。
马基雅维利主义政治家的模范黎塞留
hhh意识形态外交家维护的长远利益属于特定意识形态维护的特定共同体，通常不会给推动意识形态外交的政府本身带来什么好处。共同体和政府的关系是树叶与土壤的关系，不可能建立直接和迅速的因果关系。文天祥是儒家社会的意识形态外交家，他追求后代史官的认可，本届政府的外交破产，只是为核心问题必须付出的次要代价。秦桧是儒家社会的现实主义外交家，他的选择恰好相反。如果你把后代史官的认可改成全能上帝的审判，就能理解威尔逊和范登堡的优先级。
hhh这里引出一个有趣的推论，能够解释基督教社会与儒家社会的演化适应性差异。
hhh如果你能合理预期，未来可能存在真理部和真理报，他们有能力把张学良发明成民族英雄，把汪精卫发明成汉奸，那么儒家社会的抵抗力就会迅速崩溃。同样的合理预期对于基督教社会，影响不大。在一个没有共产主义或类似删除者的演化体系当中，儒家社会、罗马哲学家或类似世俗人文主义者的理想社会，较之犹太系宗教主导的社会拥有演化优势，因为他们的建构成本比宗教共同体低。伏尔泰和古今启蒙思想家鼓吹的一切，翻译成演化论的语言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在删除者或撒旦肆虐的演化系统当中，这些社会的抵抗力比宗教共同体差得多。
砸孔庙
hhh宗教共同体如果占据压倒优势，启蒙者和删除者的份额就会降低到接近但不等于零的程度。启蒙共同体的弱点暴露不了，优势却能够发挥，必然挤占宗教共同体的份额，酷似青霉素时代的性解放行为模式。启蒙共同体的份额一旦上升到接近宗教共同体的比例，删除者模式又会有利可图。删除者模式像艾滋病时代的病毒一样，比例上升到接近启蒙者所占份额的地步时，宗教共同体相对于启蒙者的优势又会变得很明显。宗教共同体所占份额持续上升到接近百分之百的时候，上述的游戏又要从头开始。
hhh这个模式非常接近已知文明的演变，最稳定的平衡似乎应该是：虔诚者超过百分之五十，但低于百分之九十；启蒙者超过百分之十，但低于百分之五十；删除者低于百分之十，但高于零。美国在其最佳状态下接近这个比例，这就是她承担罗马天命的硬科学依据。当然，动态系统必然充满多个不平衡区域。
hhh例如，删除者肆虐后的局部区域，不是已经走上不可逆的灭绝之路，就是只能允许高虔诚度的社会重建，不会具备低抵抗力的启蒙者社会必须的发展空间。启蒙者似乎有可能战胜虔诚者的局部区域，即将迎来删除者的洗劫。启蒙者和删除者都是越接近于胜利，就越面临戏剧性的崩溃。
hhh回到特朗普可能的外交政策上，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外交家。他反对全球治理的理由，是干涉主义在局部的无利可图。这个理由在具体政策上可能跟孤立主义重合，但基本出发点跟孤立主义者截然相反。孤立主义者从原则上反对一切干预，威尔逊主义者从原则上主张普遍干预。特朗普反对为任何普遍原则牺牲具体利益，也就是要求对不同的具体问题区别对待。这意味着在可能的特朗普政府当中，不会出现类似布热津斯基和奥尔布赖特的政策集团。
hhh美国外交政策取决于总统内廷系统、国务院官僚专家系统、国会资深议员和移民后裔压力集团的博弈，每一个集团的否决能力都大于建构能力。
hhh可能的特朗普政府有一点非常接近奥巴马政府，他们都将面对比自己更加自信的强势国会领袖，尤其是本党的资深外交家-议员。各集团诉求的重迭区域大大缩小，缺乏全球连贯性的局部政策更有可能变成国内政治交易的牺牲品。换句话说，假如希拉里的外交政策为A，麦凯恩和共和党国会领袖的外交政策为E，特朗普声称的外交政策为H，从表面上，特朗普和希拉里的距离大于传统保守派和希拉里的距离，但仅仅因为特朗普能够指望的国会支持不如传统保守派，可能的特朗普政府博弈后实施的外交政策，在具体问题上反而会比传统保守派更接近可能的希拉里政策，只是原因可能更加局部和具体。
hhh如果可能的希拉里实际外交政策为A，传统保守派博弈以后会得到D，可能的特朗普政府博弈以后，更有可能得到C。东欧移民后裔在短短几十年内，已经胜利了两次，短期内不会再次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