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民」的概念源於猶太人的聖約,神賜的律法將他們抽出了偶像崇拜者的世界。猶太人即使曾經是地理或血緣的邦國,至少在巴比倫流亡以後已經變成了一個「以律法為邊界」的共和國。他們守衛上帝的律法,對世界負有特殊責任。聖殿可毀,律法永存。在多神教和君主統治的世界上,「有經人」的共同體隨時隨地都能體會到自己的特殊性。多神教和君主制有精神上的共性,都是政治意志和多變慾望的統治。相反,誡命是超乎個人的客觀準繩。律法是神與人的契約,不同於後來基督教的恩典。以色列就是一段未踐的使命,一個基於成文律法的共同體。撒母耳指出:相對於律法的統治,國王的統治就是墮落。猶太人的長老會議是他們的最高法院,通過解釋律法實施統治。法國大革命以前,猶太社區無論在哪裡都享有治外法權。所在國的統治者依據條約權利保護他們,他們卻不是這些統治者的臣民。屠猶不是統治者壓迫民眾,而是基督教共同體對猶太共同體的戰爭。只有律法才是猶太共同體的統治者。猶太共同體只有兩種人:研究和解釋律法的學者,供養學者的賤民。外邦人不理解約法的統治,往往把學者誤認為猶太人的統治者。背棄律法就是喪失選民資格,相當於英法兩王國的大逆不道罪。剝奪公權是大逆不道的正當懲罰,斯賓諾莎受到的待遇就是這一種。猶太共同體沒有武裝,但叛逆者的親戚朋友會把他當做死人、甚至在叛教日舉喪紀念。

天主教吸收了太多的異教成分,宗教改革則體現為猶太基本法傳統的回歸。德國市民發誓像《福音書》一樣生活,但他們找到的律法先例大多來自《舊約》。加爾文的《斯特拉茨堡約章》以律法為模範,確定了長老監督會的統治模式。諾克斯將長老會引進蘇格蘭,結出了「莊嚴同盟和盟約」的果實。國會黨人將蘇格蘭長老會的模式引進到英格蘭,很快就為斯圖亞特王室和英格蘭國教會樹立了不共戴天之敵。鐵騎軍在馬斯頓荒原追殺王室的「亞馬利人」,深信萬軍之主的裁決。費爾法克斯在納斯比感謝耶和華,因為他在這一天的收穫已經夠多。這些人就是美洲清教徒、威爾遜祖先的兄弟,因為詹姆斯一世的海禁太嚴才只能留在國內。查理二世盡可能糾正先王的錯誤,為他們的出走大開方便之門。北美殖民地得以鞏固,沒有人比復辟王朝貢獻更大。當然,圓顱黨並不會因此放過他。

彌爾頓在普通法當中找不到共和國的依據,只能乞靈於《舊約》。在以色列的傳統中,神化國王是異族外道和偶像崇拜的近義詞。耶和華明確告訴立王者,他們將會為此付出沈重的代價。英吉利共和國的弒君者面臨同樣的困難,只能模仿猶太先知滅絕異教君主的狂怒。耶和華是忌邪的神,背棄真道的統治者活該用自己的鮮血餵狗。德比郡議員威廉·卡文迪什總結了新教徒的基本法理論:新教信仰與國會尊嚴似二實一,自由和宗教不可分離。1679年的短暫妥協告訴他,神的律法本質上是不可妥協的。卡文迪什瞭解但拒絕霍布斯的哲學,斷言王室特權和公共利益都不是豁免的理由。眾人除非神經失常,不可能跟予取予奪的利維坦簽訂契約。世襲君主制的理論不合教義,異教繼承人不能統治基督教共同體。現世的懲罰、甚至死亡的恐懼,都不是政治秩序的可靠保障。法律和習俗沒有來世賞罰的支持,注定是軟弱無力的。神授律法賦予國民不可思議的秩序和紀律。國本繫於敬畏與服從,而非勇武和學識。聖約就是最原始、最基本的契約,此後的承諾都由此派生。不能守衛基本法,任何憲制就是一紙空文。

北美殖民地使「聖徒們」獲得解放,「美洲的以色列」傲視腐敗舊世界及其摩洛克崇拜。《五月花號公約》:「我們在上帝面前莊嚴立約,自願結為自治團體,以求自我完善,把北美建成新耶路撒冷。」(George C.Bedell.ed, Religion in America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75,p.34)救世主義的背面就是滅絕主義,耶和華告誡「選民」不能為偶像崇拜的病菌留下培養基。以色列使命本質上蘊涵革命的意義,與封建自由和經驗主義的英格蘭傳統始終存在張力。原旨的差異不可能不體現於世界體系。大英帝國的世界體系缺乏干涉內政、伸張正義的以色列式熱忱,這種有害於國家利益的熱忱曾經是克倫威爾外交的主要特徵。在唐寧街的眼中,一個尊重私有財產、熱愛自由貿易的政府必定是好政府。大英帝國將這兩種福音傳遍世界以後,文明的福利自然會征服所有正派人。英國人不關心各國憲制的變化,更不覺得萬國應該或可能模仿英國人的自由。迪亞斯、袁世凱、韋爾塔符合英國人的良治標準,胡亞雷斯、孫中山、馬德羅則是破壞分子。老練的英國駐外官員認為:威爾遜主義者和一根筋的傳教士差不多,剛愎自用、傲慢自負,總是把自己的偏好當成道德、把自己的運氣當成道德,總想強加於人,沒有體諒別人感情的能力。威爾遜則認為:英國人所謂的尊重和審慎,跟本丟·庇拉多的金盆洗手、息事寧人一樣虛偽。美國人繼承克倫威爾的傳統,喜歡派戰艦脅迫羅馬教皇和薩瓦公爵實施信仰自由,因為他們都覺得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

美國新教徒習慣以以色列人自居,賦予殖民「出埃及」的神秘意義。憲法對他們而言,當然就是耶和華與摩西在西奈山上所立的聖約。復興派神學家喬納森·愛德華茲說:「上帝將要開始更新地球上可以居住的地區,以一種激進的宇宙新秩序為標誌······因此,美國的未來不僅是自身的未來,也是世界的未來、人類的未來,甚至是宇宙的未來。」(Maureen Henry, The Intoxications of Power: An Analysis of Civil Reglion to Ideology, 1979, p.47)如果有人認為這僅僅是一種修辭手段,那就是嚴重誤解了新教徒的虔敬。漢普登、克倫威爾、埃爾頓、哈里森和普萊德都生活在《舊約》的世界中,隨時隨地向上帝請示,堅信他們做出的每一項重要決定都是上帝的啓示。如果他們決定擊殺「亞甲王」,命令一定來自上帝對他們祈禱的回答。美洲殖民者一向以堅韌頑強著稱,這是他們信仰生活的自然結果。「他們的基本信念是:美國人擁有特殊使命。他們注定不僅居住在地球上。他們不僅居住在地球上,而且創造了一個自由國家和一種生活方式,優於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及其生活方式。」(Beisner, Robert L., From the Old Diplomacy to the New: 1865–1900, Ilinois, 1986, p.9)

摩西之後自然會有約書亞,富蘭克林就認為華盛頓將軍堪當此任。約翰·亞當斯在1776年宣稱:「如果哪個年幼的國家值得愛護,那就是美利堅……他們是一個英雄種族的後裔。這些英雄僅僅依靠對上帝的信念,為宗教和自由的緣故,把大海和天空、巨怪和蠻子、暴君和魔鬼統統視若草芥。」(劉、楊版《美國通史》第一卷,《美國的奠基時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521頁)這樣自然會引起「跨海平魔」的問題。從理論上講,美國所有的戰爭都是仲裁性戰爭。也就是說:美國的身份應該是居高臨下的執法者,而不是糾紛的一方。美墨戰爭必須從聖塔安納屠殺移民的宣傳開始,美西戰爭必須從西班牙虐待古巴革命黨人的宣傳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必須從「露西塔尼亞號」沈沒的宣傳開始。美國人如果不能事先營造出匡扶正義、保護人權的氣氛,就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戰爭。新教徒的良心使他們覺得,歐洲那種沒有正邪之分的競技式戰爭多多少少有些不道德。在威爾遜和他的大多數同胞眼中,集體安全體系的優越性主要就在道德方面。歐洲人沒有成功,原因就是他們不夠道德。只要大家都像美國各州一樣和睦互信,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世界和諧的關鍵在於提高政治主體的道德水準,干涉內政、甚至清除邪惡軸心本質上都屬於(國際)社區責任。當然,這是以色列人的使命。崇拜偶像的迦南人怎麼可能理解選民的動機呢?

「美國幾乎所有政治家都將文化因素視為外交考量的一部分。文化在決策中起著明顯的,常常是決定性的作用。」(Jongsuk Chay.ed,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1990, p.103 )在這些文化因素當中,宗教信仰肯定居於首位。蔣介石的宗教信仰曾經是中國非常重要的外交資源,因為這是投合美國公眾認知圖景的捷徑。一位基督徒領導的友好國家遭到異教軍閥的野蠻侵略,最適合激發救世主義的感情。相反,在美國人心中,無神論和道德敗壞總是難解難分,歐洲人在這方面就要世故得多。《聖經》民族的底蘊造就了美以的特殊關係,這大超出了利害之交的程度。一戰以前,大英帝國正在鼎盛時期。英國外交部的文件充滿了世俗的價值:帝國責任、公正和信任。二戰以後,美國的外交文件卻充滿了末世論的道德感情。捷克的物質資源早已落入蘇聯手中,但多黨聯合政府的淪亡仍然是美國理想和憲制的危機。韓國不在美國的防禦圈內,但袖手旁觀就會鼓勵邪惡勢力的氣燄。金門在軍事上的無價值彰明昭著,但美國的政策必須符合她已經形成的道德形象。冷戰大大加速了美國整合世界秩序的步伐,「自由的道德價值」似乎變成了主要的國家利益。美國的虔誠是帝國精力旺盛的標誌,正如歐洲的世故是取巧棄權的標誌。西塞羅早就告訴我們:羅馬人的智巧不能跟希臘人相比,他們的力量在於虔信。

羅伯特·帕科特說:「就歷史而言,我們在防務方面的國家利益是不斷擴展的。範圍從美國大陸延伸到加勒比海,再到整個西半球、西歐、太平洋屬地和盟國。而且從理論上講,範圍延伸到世界上所有非共產主義國家。」(Robert H.Puckett, America Facesthe World: Isolationist Ideolog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SS Information Corporation, 1972, pp.82–83)現在,美國的未來與世界的未來已經不可分離。聖約將革命帶給全地球,斬斷了舊制度的臍帶,在價值多神教的廢墟上建起神義論的大廈。正如傑斐遜所說:「上帝全能,正義永在。每念及此,戰慄惶恐。」世界秩序就是神意對命運的勝利、耶路撒冷對迦南的勝利。誡命由此超越了自然和人為的疆界,一步一步窮盡其預定的軌跡。萬國早晚都要面對摩西的選擇:「今天我把生命和福樂、死亡與禍害,都擺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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