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最终产生了玄洋社和黑龙会，尚可解释为失败的民权主义者转型为成功的国权主义者。而辛亥和五四与其说是从启蒙走向救亡，不如说是失败的启蒙者把别人的成功解释为自己的转型。
1、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古典观念论代表之一。一方面，他曾用先验论哲学探讨过法治共同体（或国家）的正义基础问题和世界公民问题；另一方面，在拿破仑占领柏林的时候，他于1807年12月13日到次年3月20日，在柏林科学院连续发表14次演讲，鼓吹“精神的本质就把我们完全摆脱一切压迫我们的苦难的解放事业同我们光复民族和振兴祖国的事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形而上学、语言、历史和民族精神中为德意志民族招魂，点燃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
rrrrr“民权”这个词语本来就是日本人发明的，属于据说是张之洞特别讨厌的那些“日本名词”之一。②“自由民权运动”产生了立宪改进党，孙文的老朋友犬养毅就是该党创始人之一。日本国会政治始于所谓“立宪三党”的抗争，立宪改进党就是三党之一。头山满（1855-1944，大亚细亚主义之提倡者，玄洋社创办人，孙文、金玉均的资助者）、平冈浩太郎（1850-1906，玄洋社第一任社长，内田良平的叔叔）、杉山茂丸（1864-1935，头山满的盟友，长期活跃在民间，对日本政坛有潜在影响力）、内田良平（1874-1937，黑龙会的创始人）、平山周（1870-1940，犬养毅的门下，宫崎滔天的同学和同志。1897年，平山周与宫崎滔天与孙文订交，随后将其引荐给犬养毅。“中山”之名为他所取）、萱野长知（1873-1947，1895年与孙文订交，同盟会会员；参与策划黄冈起义，与宫崎滔天在日本采购武器接济起义；辛亥革命时赴武汉，帮助黄兴策划战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受邀参加庆典；1915年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顾问；1923年加入孙文的广州政府；1925年3月，孙在北京病危，萱野受犬养毅、头山满委托，急赴北京慰疾，见了孙最后一面）、末永节（1869-1965，甲午战争时得平冈浩太郎之荐，任《九州岛日报》随军记者；战后归国，结交宫崎滔天与孙文；惠州起义时，说服同乡中野德次郎捐款赞助革命；1905年，与宫崎、内田促成孙、黄两派的合作，结成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随黄兴赴武汉协助革命军；1922年，组织“肇国会”，梦想合韩、满、蒙为一国）建立的“向阳社”或“玄洋社“，最初就以民权为口号，提出了“敬戴皇室，爱重本国，固守人民权利”的三大纲领。1890年第一次议会选举以后，“自由民权运动”的最初目标渐次实现，现实主义者大多加入了当权派的行列。现实主义的特征就是愿意跟现实妥协。国内的现实就是门阀和元老当权，国会只能发挥辅助的作用。国际的现实就是欧洲列强当权，日本只能满足于分一杯羹。理想主义者的特征就是不愿意跟现实妥协，坚持要让明治初年的理想彻底实现。也就是说国内要讲自由民权，国际要讲亚洲解放。
2、江庸《趋庭随笔》：“凡奏疏公牍有用新词者，（张之洞）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曰：‘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1908年2月1日，《盛京时报》刊有《张中堂禁用新名词》短讯：“闻张中堂以学部往来公文禀牍，其中参用新名词者居多，积久成习，殊失体制，已通饬各司，嗣后无论何项文牍，均宜通用纯粹中文，毋得抄袭沿用外人名词，以存国粹。”
张之洞《劝学篇·正权第六》：“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方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且必将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借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属之他人。”
rrrrr宫崎滔天（1871-1922 ，浪人、孙文密友，早年受到自由民权运动影响。孙文《<三十三年之梦>序》:“宫崎寅藏者，今之侠客。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挚。方之虬髯，诚有过之。”）对日本维新后庸俗气氛的反感，颇能代表理想主义者当时的普遍情绪。“在爱国爱民的程度上我不输他人，但是，我讨厌日本。理由是，日本是一个官僚国家，政权掌握在元老们的手中。政党同元老们一个鼻孔出气，国民们还不觉得奇怪。没有言论自由，思想受压迫，文士们除了憧憬星星和小草之外，根本不知天地大道在何处。安逸於恶俗至极的现实主义，看不到一点向上的气氛，空谈毫无作用的理想。”他们多多少少像拜伦勋爵，发现本国的激荡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就到希腊去寻找感觉。宫崎的浪人诗歌风靡一时，内容和精神都酷似拜伦的“如果本国没有自由可以争取”和雨果的“海盗之歌”。
落花之歌
一将功成万骨枯，国强民穷血泪铺。
甘薯难抑饥肠鼓，地狱岭上步难行。
高颂开化文明果，汽车汽船加电车。
车水马龙穿街过，只能看来不能摸。
仰首苦盼上火车，弱肉强食遇阎罗。
浴血奋战回乡路，悲叹文明之恩泽。
生还故土腹中空，老婆地主翻白眼。
山穷水尽万民起，绝路奋起乃新生。
天下乞丐有衣履，车夫马丁有马骑。
四海兄弟皆自由，万家和平极乐屋。
此生理想得实现，命丧黄泉无怨悔。
天若有误计无成，留梦后世节义忠。
弃剑作罢舞折扇，罄钟入魂樱花散。
落花之歌（续）
人世无果敢，不分黑与白。
有志换天日，革命惊云天。
花落雄心起，弃刀舞花扇。
有泪不轻撒，高歌浪速帆。
马贼之歌
我要走了你也走，狭窄日本曾相守。
浪涛彼岸是支那，四亿人民在期首。
我已无父又无母，伤感梦中少儿时。
出门肌肤如碧玉，如今已是伤满身。
铁血赤诚好男儿，两鬓胡须布笑颜。
晨风吹拂长白山，握剑俯视众群峰。
遥看北满大平原，视为住家也不宽。
背离家乡十余载，乃是满洲大马贼。
霹雳再现电光闪，五万银两进兜囊。
矛枪顿出穗先到，壮龙吐血黑龙江。
银月高挂晴万里，头枕戈壁大漠沙。
rrrrr日本民权运动家菅原傳（1863-1937，明治至昭和前期政治家）和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对兴中会和同盟会的提携之功，比宫岐滔天和曾根俊虎（1847-1910，振亚社的创立者，曾三次长期赴清活动）的奔走之劳更容易遭到后人的忽视。如果说浪漫的泛亚主义在明治初年仍然是主流舆论，“清日提携”论洋洋盈耳，在英日同盟缔结以后已经不为当权政治家所欢迎，只有不求仕进的万年在野党才能坚持。内田和他的黑龙会朋友恰好就是这种人，坚持“改造二十世纪之世界，使之成为完满圆美之世界，更打破人种上狭隘之黄白界限， 弭兵气于日月光辉之下。”他梦想“扶植朝鲜”、”守护满洲”、”保全支那”，最终实现东亚联邦。孙文承认：只有强大的日本，才能承担解放东亚的历史使命。内田在《皇国史谈》中写道：“孙曰，‘即令露西亚（俄罗斯）乘革命动乱之机，夺取支那领土，亦不足以深忧也。革命政府一旦成立，清朝政府必走满洲，以露西亚为后援以维系国命。新政府当与日本同盟以还击露西亚。既然无论如何措置，与露西亚之冲突终亦难免，则革命之友动愈早愈有利也。原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功之晓，即令举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接着，内田良平说他自己在当时”闻此言，知孙非寻常之人，遂与之订下援助之约。”
▋1900年9月28日，孙中山由日本神户抵达台湾基隆，在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的帮助下，于台北新起町设立指挥所筹划惠州起义。图为指挥所遗址，照片拍摄于1974年。
▋1900年10月21日，孙中山致犬养毅函，叙述惠州起义军事进展，并请求其游说日本政府予以支持。
rrrrr内田在惠州起义当中发挥的作用，尤甚于梅屋庄吉（1868-1934，商人，孙文的主要金主，孙宋婚姻的促成者。有学者认为，他为孙文筹集的资金援助超过10亿日元）对乙末广州起义的贡献。他重演了“天佑侠团”介入朝鲜维新党政变的模式，将成建制的武士集团投入了粤东革命的战场。他在《硬石五拾年谱》当中，记载了当时对部下的解释。“吾人舍生命以援助孙文革命之所以，以其与日本利益相一致之故也。孙以大义各分、灭满兴汉为革命旗帜，目的在于驱逐满人，建设汉人之中国。(吾人〉以故助汉人，使满人求助于俄，而眉目支提携以破俄，收满洲、西比利亚为我所有，奠定大陆经营之基础。“葛生能久（1874-1958，头山满弟子，曾任黑龙会会长）的《東亜先覚志士記伝／惠州事件始末记》（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651－652页）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早期泛亚主义的理想和现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孙逸仙等人的革命思想以灭满兴汉为标志。汉民族的革命成功了，成为失败者的满洲民族只能将自己的衰残命运托付给北方的故乡满洲，自然就要依赖俄国，这时我国就可以与革命成功了的新支那互相提携以对付俄国的南下政策，从而席卷满洲与西伯利亚，将这些地区置于我们的势力范围之中，因此确定东亚大势，将我皇德遍照大陆之地。这种做法可以在拯救东亚危局的同时扩张我国国势。我们东方志士正是能够从这种大的视野出发，所以才开始参加筹划支那革命。爱国与义侠的两种精神的结合，让我们的心脏开始在清国南部耀动。”
▋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黑龙会会馆举行筹备会议，8月20日正式成立。
rrrrr同盟会的成立，应该归功于东亚各邦国际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共同努力。1905年以前，孙黄两位革命先驱者并不相识。内田良平、宫崎滔天极力扶植孙文和陈其美，而末永节、宣野长知和黄兴长期共事。双方在初次见面三个月后就达成合作协议，内田和犬养的斡旋之功实不可没。内田良平、宫崎滔天、平山周、末永节、宣野长知、和田三郎、清藤幸七郎、梅屋庄吉、北一辉③都是同盟会的干将，将反清革命视为解放东亚的共同事业。辛亥革命的成功之路从此开始，然而泛亚主义的失败之路同样从此开始。革命志士赢得了同盟会，却输掉了英日同盟。二十世纪初叶的日本已经不再是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和日俄战争为她赢得了加入欧洲列强俱乐部的入场券。英日一旦结盟，日本就获得了大英帝国远东代理人的资格。相形之下，“亚洲共同解放”的事业更像一个空洞而遥远的白日梦。现实主义者既然愿意在国内跟阀族妥协，自然会愿意在国际上跟列强妥协。英日同盟的缔造者包括许多十年前的泛亚主义者，例如孙文和戴季陶寄予厚望的桂太郎（1848-1913，明治、大正两朝重臣，山县有朋的弟子和代言人，三次组阁，任内缔结英日同盟、进行日俄战争，是日本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革命者很快发现，武昌的胜利弥补不了霞关（外务省）的败局。
3、北一辉，1883-1937，社会主义革命家。1911年应宋教仁之邀，赴华参加革命，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1913年宋教仁被刺，北一辉自组调查团，试图调查宋案真相。1919年五四运动后，北一辉认为中国形势已不可为，将注意力转向国内，试图以武力革命再造日本。1927年，北一辉弟子西田税在东京创设天剑党，以北一辉的学说为建设蓝图，广罗全国中下级军官，图谋革命。1936年因“二二六”政变而遭政府逮捕。1937年被日本政府以教唆“二·二六”政变的思想主导犯罪名起诉，遭枪决。北一辉主张拥戴“国民的天皇”，打倒军阀、吏阀、财阀、党阀，进行第二次维新，实现社会主义，限制私有财产，保护一切劳动者的权利。他认为，日本是国际上的无产阶级，俄国是世界上的大地主，英国是世界上的大富豪，向它们开战是正义的。应该通过战争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帝国，进而废除国界，实现世界和平。
▋辛亥革命后，“日本友人”在香港接孙中山并同回上海。前排左起：荷马·李、山田纯三郎、胡汉民、孙中山、陈少白、（空过一人）廖仲恺，后排左起第6位：宫崎滔天。
rrrrr武昌起义的硝烟尚未熄灭，北一辉和清藤幸七郎就赶往斗争的最前线。头山满、犬养毅、平冈浩太郎、内田良平、宫崎滔天等人又成立了“有邻会”，发挥了辛亥革命的总后勤部作用。内田良平和宫崎滔天留在香港迎接孙文，护送他前往上海。宋教仁和陈其美委托内田良平为宋教仁、陈其美、伍廷芳和李平书（1854-1927，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倡导者，绅商领袖，上海光复后担任沪军都府民政总长兼江南制造局局长）的代理人，办理以“年利七分”从三井银行借款30万元事宜，包括缔结契约和接受现金。1912年1月25日下午，内田给北一辉发电报告知：可以借到30万到50万，但年利为“8分5厘”，手续费10%，不需担保或以革命军军票担保，债务人为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宋教仁当夜10点回电，对内田为30万借款成功付出巨大辛劳表示深深感谢，并告知将有人送去1万5千元，“虽然很少，但请作为外交及其他活动费收下。”与此同时，内田良平还接下了为革命军输送武器的工作。1912年1月25日下午，北一辉给内田发报，请他帮助检查利用三井银行借款通过三井、高田和大仓等日本商社购进的武器，而内田良平则立即找来日本军人帮助一起前去检查武器质量。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命内田为外交顾问，坂谷芳郎和原口要为财政顾问，寺尾亨和副岛义一为法制顾问，犬养毅为政治顾问。
rrrrr内田为了说服东京的当权派首先承认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发表了《支那改造论》和《支那革命调停案》， 要求日本政府劝说大清皇帝和平退位，支持各省军政府、咨议局组织国民会议，在十八省建立联邦政府。“议会迷”宋教仁为民国设计的第一部宪法以“联省共和”为基本原则，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各省革命政权制造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革命友人的理想。1912年头两个月，内田良平和北一辉不断游说日本政界要人邀请宋教仁来访。这样的活动既可以加强“亲日派”宋教仁在南京政府的地位，又可以改善泛亚主义者在日本社会的地位。泛亚主义者在日本政府内部的地位是没法改善了，因为他们已经选择了反对现实主义外交的危险路线。汪兆铭和彭家珍刺杀大清王公贵族的时代，他们的日本朋友也在刺杀大隈外相（1889年10月，玄洋社社员来岛恒喜刺杀时任外相大隈重信，大隈被炸断了腿，被迫辞职下野）和森有礼文部大臣（1889年2月，主持教育改革、被传言说成基督徒、被传言说在参拜神社时行为无礼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在准备出席明治宪法颁布庆典时，遭国粹派青年刺杀）。日本当权派对泛亚主义者的看法，跟大清对革命党的看法非常相似。革命阵营的外交活动和保守阵营的外交活动发生在同一时间段，但胳膊一如既往地拧不过大腿。英国公使朱尔典和大清内阁总理大臣的协议一旦公布，欧洲各国和日本政府、北洋诸将和南方立宪派立刻放弃了革命最初几个月的首鼠两端政策。大英帝国主持的国际秩序要求维持远东条约体系，建立一个有能力而且有意愿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的政府。日本政府立刻为袁世凯而抛弃了内田和犬养，南京政府立刻为袁世凯而抛弃了孙文和宋教仁。
▋1913年2月16日，孙中山在东京芝区红叶馆，出席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欢迎会时合影。孙一行有14人，第二排左起第三人山田纯三郎、第四戴季陶、第五胡瑛、第六头山满、第七孙中山、第九宋嘉树（宋庆龄之父）。日方主东为东亚同文会人士，有犬养毅、副岛义一、寺尾亨、柏原文太郎（众议员、东亚同文会干事）、伊东知也（众议员、黑龙会首脑）、根津一（上海同文书院院长）等35人。
rrrrr泛亚主义者现在相信，北洋政府是他们的主要敌人。“第一次支那革命因为袁世凯的出现，其结果恰似播种下稻谷却只收获了稗子。”因为“老狯的袁世凯反而利用满洲问题，提出同胞睨墙就会被日本夺走满洲，所以应该迅速停止内争而一致对付日本，并以此点为契机压制革命党达成了妥协，自己坐上了大总统的位置，使孙向日本的有志之士所承诺之事顷刻化为乌有，形势已经变得难以顺利圆满解决满洲问题。” （葛生能久：《東亜先覚志士記伝》，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318页）孙文为了争取日本当权派改变立场，做了许多努力。1914年5月1日，他致函首相大隈重信：“现在支那，以袁世凯当国，彼不审东亚之大势，外佯与日本周旋，而内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亦不能与他人相驰逐。”只有革命党人才能维护东亚各国的共同利益：“支那可开放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支那欲脱既往国际上之束缚，修正不对等之条约，更须藉日本为外交之援:如法律、裁判、监狱，既藉日本指导而改良，一使支那有关税自主固定之权，则当与日本关税同盟，日本之制造品销入支那者免税，支那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支那之物产日益开发，即日本之工商业日益扩张······日本固可一跃而跻英国现有之地位，为世界之首雄，支那亦以之而得保全领土，广辟利源，为大陆之富国。”
rrrrr日本和袁世凯为《二十一条》争论时，孙中山、陈其美和前满铁理事犬家信太郎、满铁社员山田纯三郎拟定了一份《盟约》草案，交给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凡他国对东亚重要外交事件两国应及时相互通知协定；为日中协同作战方便，中华陆海军使用的军械弹药应采用与日本同一式样，聘用外国军人应主要聘用日本军人；为日中政治上之提携，中华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厅聘用外国人应以日本人为主，为日中经济上协同发达，中日银行及其支行应设于日华重要都市，中华矿山、铁道及沿岸航路的经营者需外国资本合办应先与日本协议；日本为改良中华弊政，给与必要的援助;日本协助中华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的国家；日本赞助中华改正条约、关税独立、撤废领事裁判权等事业。”（《孙文书翰》，大正3年5月11日，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收藏大限文书）
孙中山与日本人关系图
rrrrr袁世凯死后，内田继续为他留在大陆的朋友游说：“如果说要国民党或国民党系掌握政权，就要以形成一大亲日潮流为要。如果旧约法时代约占当选议员总数七成的国民党一流人物有可以被看做是亲日派的理由的话，欲于将来进一步扶持亲日势力，最妙的就是让该党中有德有力的黄兴等成为新政府的首脑人物。如果满蒙及西藏的处分方案得到实现，这样（民国）就可以减少领土被分割之虞，还不会伤害到英、俄两国的利益，帝国的势力也因此得以扩充，并且毫无疑问能够在指导民国方面得到方便和增添威力。同时对于民国来说，不仅可以因此一举得以有效转用全部的前朝优待费，同时民国政府也才可以名副其实得到实现完全统一之利益，何况这也能让革命的目的之一、即兴汉灭满的宣言得到真正实现。我坚信自己的这一私案实为铁定的最和适宜的对支政策，因此希望诸公能够在斟酌之后快刀乱麻一断了之。” （《对支私案》）然而只要英日同盟仍然是日本外交的基石，孙文和他的朋友就没有任何希望。善后大借款给予北洋政府的支持，远远超出了日本民间人士给予革命党人的支持。北一辉的学生越来越相信日本政府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