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唐盛世，整个内亚-东亚系统完全笼罩在伊朗文化之下。无论军事技术、工艺产品还是日常用品，输出方向都是自西向东。
刘仲敬：大伊朗、大印度、大东亚是肥沃新月输出文明的内圈、中圈、外圈接受者，三者都是附庸，但附庸程度不相等，越外围越落后。内亚是三者的十字路口，比内圈落后，相当于中圈，比外圈先进。历史上秩序和文明的流动，都是按照上述歧视链展开的。
问：有人认为汉字这种以形旁取类的造字法比纯拼音文字更具有科学性，或者套用您的话，有一种从世界中“提取出结构”的企图。汉字是源自两河流域文字体系还是源自尼罗河流域文字体系，您怎么看？
刘仲敬：两河的可能性大，内亚可能是直接起源。古人所谓夏的考古地点，最初接近土库曼，后来接近鄂尔多斯，孔子时代才移动到山西高地。语言是演化系统，接近生态系统和市场经济，能科学的东西就是最差的，像国家计委。
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出土的石印
问：从上古到安史之乱以前，桂枝所仰赖的秩序输入，基本来自于西北草原方向；而安史之乱以后一千年，这种秩序输入，却旋转到东北亚方向，甚至安史之乱本身就是起自东北亚；此后，京师和军政重心也与势俱东，直至近代满洲国独立建政而到达一个顶峰。这背后气运的兴替旋转，根源何在？与整个欧亚大陆文明格局的变动有关吗？
刘仲敬：这是很外围的说法。河朔的民族迁徙，本质上讲是索格狄亚那（Sogdiana，中亚河中地区，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民族迁徙的余波。昭武九姓和河中地各民族进入河朔，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老根据地发生民族替代的结果。这个就要联系起阿拉伯人进入中亚以后，突厥语系和波斯语系各民族的消长了。唐代中叶的河朔之乱和沙陀人占据朔方腹地引起的五代北宋的嬗递，都是一脉相传的。这些部分都是内亚民族迁徙的余波，谈不上是东北亚因素。当时能够谈得上东北亚因素的只有高丽、渤海一系，并不占据核心地位。东北亚因素显得比较突出，那只是十五世纪以后的事情，准确的说是帖木儿帝国衰亡、河中地丧失过去的文明中心地位以后的事情了
壁画上的突厥武士
问：隋炀帝的折腾和覆灭，显然是导致了关陇集团的分裂和削弱，也虚耗了东亚的人口和资源，但如果隋朝的继承人是审慎保守之君，那么关陇的鲜卑集团、漠北的突厥集团、关东的士族集团三者之间的博弈争衡大势，在后续几百年会不会演化出不同历史格局？
刘仲敬：争夺内亚走廊的斗争无论如何都会开展，即使是针对高句丽的战争也不大可能是完全避免的。假定隋炀帝是一个跟唐太宗性格差不多的人，他也会发动一场高句丽战争，只不过会打得比较节制。像唐太宗在他的晚年，尽管当时的人口和资源远不如隋炀帝时代，还有魏徵这样的名臣提出强烈抗议，他还是发动了高句丽战争，然后临死的时候都感到后悔。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高句丽占据辽东半岛，而且以上国自居，在满洲地区搞了一个小天朝结构，对长安朝廷的威胁有多么大。如果是一个谨慎的唐太宗式的人物占在隋炀帝的地位，他可能也会啃一啃高句丽这个硬骨头，但是也多半会像唐太宗那样适可而止，发现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战争，就收回来。
隋唐的高句丽战争
hhh同时在北方，内亚走廊的斗争无法避免，高句丽战争肯定会把突厥人和中亚各部族卷进来。一个谨慎的领导人在面临着漠北大乱的可能性时，会采取绥靖东方的政策，然后全力维护内亚通道。内亚通道是任何一个长安政权维持最基本的武力所必需的条件，所以不能够容许它掌握在突厥人的手里面。如果高句丽打不下来，跟突厥的纠纷又得不到结果——这是多半的事情，因为长安朝廷只能够收买几个小可汗挑战大可汗的权威，整体上扭转突厥人的优势，即使能够成功，也需要漫长的时间——那么战场会从满洲、蒙古高原逐步地向西移动，最后还是会像是汉武帝和唐太宗时代一样，把主要的战场移到西域和内亚一带。隋室本身的佛教性格只有武则天政权能够相比，比唐代的大多数帝王的佛教倾向都要强得多，这个因素又进一步增加了隋朝如果不灭亡的情况下、进一步向中亚-西北-印度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一个没有消耗关东资源的隋室，可能会比唐玄宗以前的皇帝更加彻底地引用西域和内亚的资源。
hhh因此这样一个隋帝国内部，它和关陇门第、关东士族之间的矛盾，可能不会像武则天时代那样通过科举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而是会在经过三代或者四代皇帝的战争以后，才会出现类似汉武帝轮台悔过那样的海内经济凋敝现象。内亚蛮族控制的东北边境，实际上是高句丽破灭、渤海远遁以后，东北亚出现真空的产物，在高句丽存在的情况下，这样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在这样一种假定之下，东西部之间的矛盾可能就不会以科举的方式和平解决，而会以像程知节、李勣这样的豪族领导之下，以第二个窦建德、刘黑闼政权的方式出现。这些人本来也是六朝时期蛮族征服者的后裔，在没有安禄山和昭武九姓这些新蛮族阑入的情况下，多半还是能够维持关东地区的稳定。而关东地区的士大夫在没有得到科举支持、没有得到太多机会进入长安的情况下，更容易跟他们结合起来，形成第二个北齐政权。
昭武九姓-粟特地区
问：“唐宋之变”是百年来东亚史学界的一大热点，但我在读了您的文章之后觉得，除了有少数日本史家从贵族结构衰变的角度触及了部分要害，国内史界大都没有进入到这段历史的本质层面，不太有兴趣探讨基础共同体的演化态势，他们似乎只关注经济革命、政体嬗变这些浮在面上的运动，以至于认为“唐宋之变”是一次近代化大转型，甚至连陈寅恪都说出“华夏文明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话，去年国内也出版了吴钩的《宋：现代的拂晓时刻》——那么您认为应当如何评价所谓“唐宋之变”在后秦政时代的历史意义呢？
刘仲敬：科举取代门阀，是门阀取代贵族以后社会散沙化的进一步进程。科举产生出来的士大夫主要依靠教育，比起原先只是部分依靠教育的门阀来说乡土性更差，更加强调个人才干和个人努力，很明显，原子化的程度比起过去的贵族和门阀又进一步衰退了。现在的人觉得士大夫好像还有可取之处，那是因为共产主义来了以后，原子化进入它最极端的阶段，以至于过去宋明那种地主士绅好像多多少少也能发挥一点保护乡土的作用，其实他们保护乡土的作用顶多像是一层草皮。而门阀呢，可以说是介于贵族和士大夫之间的一种状态。如果是你把视野放大一点，放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话，那么项羽所代表的封建贵族衰亡以后，东亚社会后来产生出来的这些精英其实都是没有贵族资格的，包括门阀在内，比门阀还不如的士大夫阶级那就只能是更加差劲儿。但是就是因为东亚社会脆弱程度比起伊斯兰社会、欧洲社会都要大得多，所以你只有矮子里面拔将军，做约翰逊博士不屑一顾的事情，在跳蚤和臭虫当中选出大的来，勉勉强强把门阀和士绅这两个品种选出来，作为秦政以后东亚社会的两个核心。尽管这两个核心仍然表现出一蟹不如一蟹的趋势，但是如果把它们都给忽略掉，你简直就没有什么值得一写的东西了。
科举士大夫
hhh唐三藏对粟特人的评价是生性勇烈视死如归，他们带来了柘枝舞、金叵罗和五色鸟番锦。中唐广陵织造开始仿制，到元代提举司才成功。毛棉大多从河中输入，东亚也是到元代才仿制出类似产品。敦煌壁画里面，吐蕃赞普和唐朝大臣的锦袍和长靴，都是萨珊花纹。
柘枝舞
hhh突厥入寇，临河先拜拂云祠（《旧唐书·后晋·卷四十三》“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神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属于拜火教系统。佛教在突厥跟拜火教竞争，完全失败。儒家跟佛教相比，更是形同侏儒，即使在科举地区，仍然不及佛教十分之一，一旦进入非科举地区，就毫无竞争能力。所谓大唐盛世，整个内亚-东亚系统完全笼罩在伊朗文化之下。无论军事技术、工艺产品还是日常用品，输出方向都是自西向东。宋人完全退出了内亚交通线，俄罗斯和内亚西亚普遍以契丹为中国。
hhh泉州交州海路代兴，仍然掌握在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手中。南朝和唐朝把萨珊琉璃当成国库都买不起的宝石，明朝又把耶稣会士的棱镜当成宝石。琉璃只是玻璃制造技术不达标的产物，暹罗都用来造墙，明显不甚珍惜，然而南朝至明清，一直爱不释手——东亚确实是自古以来土鳖，即使在内亚和南洋面前，也像法兰西面对伦巴第和弗兰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