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可以给你多条路子,但不会让你变翻身农奴。
督教的扩张比伊斯兰大,不要相信那些恐绿的歇斯底里。伊斯兰的扩张依靠生育的程度超过基督教。印尼马来世俗政府要求共同节制传教的和稀泥政策,实际上是伊斯兰对新教传教活动的恐惧引起的。反过来,基督教方面没有类似的防御性反射。基督教口炮分子对伊斯兰怀有主要竞争者情结,说话不可轻信。
hhh聪明人看别人说话,要当作实验室引物。引物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引物显示的背景格局。你的恐惧和希望,视角的出发点,阶级地位越低,比例感越失调。穷人得到两百块钱,感觉好像从此就要发大财,看到富人浪费两百万,立刻就要做翻身农奴状。下等人不容易翻身,恰好就是因为比例感差。
hhh如果你要培养传统,就会知道吸收下等人是最大的麻烦。如果你想占据势力范围,就非得滥用下等人不可。这种事情,是无法两全其美的。桂枝是世界上最大的散沙区,散沙是人人都可以收割的,下手稍微慢一点,风行草偃的荷塘效应就大得不得了。戏剧性的标签变化,最容易发生在这里。但政治德性是另外一回事。
hhh早期的穆斯林和阿拉伯蛮族是一个概念,他们眼中的基督徒就是叙利亚和埃及的拜占庭顺民。他们征收人丁税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德性歧视,或者说部落武士对顺民的免役税,但阿拉伯基督徒就是不交,哈里发也拿他们没辙,只好让他们跟穆斯林阿拉伯人一样,交天课或慈善税。这里面的政治意义,聪明人不用解释。
hhh穆斯林征服叙利亚埃及以后,顺民大批改信伊斯兰。阿拉伯半岛的游牧区养不活知识分子,反而退回多神教。宗教标签换了,政治德性的地图可没有。突厥人和其他穆斯林蛮族征服者杀到叙利亚埃及,照样给这些理论上的教友扣一顶费拉的帽子,而且一点也没有扣错。突厥以为基督徒就是费拉,直到他们遇见十字军。然后觉得这些人不像东方基督徒,得另外取一个名字叫法兰克人。反过来,大马士革的哈里发要给黎巴嫩的基督教山民交保护费。这样的例子多了去了,大体上就是皇太极说的,得到一百个费拉,不如得到一个蛮族。
hhh费拉投机性最强,改变信仰的门槛最低。埃及人在西方最容易改较,而且方向总是跟皇上的信仰一致。桂枝作为东方的埃及,肯定也是这样。我闭上眼睛也能想到,肯定有人在打这样的主意:”让我在贵匪和知识分子的圈子里面造造谣,把竞争者黑一黑,廉价地洗白贵匪,搞一个国教会出来,一口气收获几亿人。“贵匪肯定也有统战专家这么想,我把这个胡萝卜挂在你们的磨前,形成双重引诱,一面让你变成匪谍,一面利用你去咬你心目中的主要竞争者。这样结果如何,我心里有数,不过各人自作自受,不干我事。
hhh教会不是没有迅速的政治投机价值,但是没有无产者想得那么夸张。夸张是阶级地位的暴露,因为视角是掩盖不了的。我看到无产者在美国意淫法国绿化,在日本骂突厥人,脑子里面就有图像。一个图像是叙利亚费拉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以后,到处表演翻身农奴,然后发现哈里发在宫里养着一大批犹太人和基督徒学者,就气急败坏地骂朝廷不义,号召穆斯林起来斗争异教徒。另一个图像是贫下中农进了城,发现陈寅恪天天喝牛奶,就开始大骂修正主义,然后加入了什么什么战斗队。所以三种人在哪儿都有,只是名字不一样。
hhh教会可以给你多条路子,但不会让你变翻身农奴。你一个供惨国家的投机分子不付血的代价,就能跟里根总统的苗裔一起做统治阶级,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蒋介石这样的职业革命家如果不是基督徒,下场不会比萨文科夫①好,他后半辈子的天伦之乐,都是基督教给的。如果要讲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这儿。如果要讲经验以外的事情,我是不负这个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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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萨文科夫(Boris Viktorovich Savinkov,1879-1925)俄国革命者,社会革命党人。沙俄时期不断策划刺杀政府要人,临时政府时期成为克伦斯基的重要支持者,苏俄时期不断策划反苏活动,1924年被诱捕,次年死于狱中。他同时也是一名作家,笔名罗普申,著有中篇小说《白马》(2004年改编为电影《死亡骑士》)和长篇小说《未曾发生的事》。他和蒋介石一样,都是被后来的更彻底的革命者推翻的革命者。